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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成长共同体教师的角色

2016-06-28黄宇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26期
关键词:学校老师孩子

黄宇+吴琪

还有两年,我的女儿即将上小学。有时候,我会因此展开一段遐想。学校只是人类历史中特定时期的产物,它与我们工业社会的到来紧密相连,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时,我们开始询问:是谁规定了我们一堂课的时长?是谁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学科课程?是哪些人确立了班级这样一种学习的集体?有没有更好的教育,能够匹配学校外部世界的飞速发展?

回顾教育发展的历史,有时候我难免设想:如果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字尚未出现,那我们做父母的必须通过亲自示范来教授子女生存技能。不管是对狮子还是对早期人类来说,教育都有着重中之重的地位。因为学会并掌握技能的后代才能不断繁衍生息,壮大族群。这就好比热带草原上,那些精力不集中,或是没有学会技能的动物幼崽,无法存活太久。

如果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人类有了语言之后的时期,人们分享信息的方式得到根本改变,社会多元和复杂化,很多领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超出父母的能力范围。于是,不同形式的学徒制教育应运而生。学徒制教育的出现首次将教育的部分责任从父母身上转移了,这也引起人们的思考:在对子女的教育中,父母和外界的教育机构,各自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学徒制的基础是主动学习,学徒观察并模仿师傅的技巧和策略。就这点来说,学徒制教育合理地延续了原始的学习方法,即子女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来学习。

如果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学是那些传统意义上不需要工作的人的专属地,这些人包括未来的神职人员、富家子弟,还有那些将毕生献给了艺术和文学的人,他们通常能受到富裕家庭的赞助。而这些人的早期教育往往是在家中完成。

如果我们一家人生活在18世纪的普鲁士,小孩子就开始需要送往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了。普鲁士王国的教育体系主张人人平等,在当时具有十足的创新意义。这种要求人人参与的免费教育,就是我们今天义务教育的发端。这样的教育体系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中产阶级。

当然,事实上是,我们一家生活在21世纪的北京。而200多年前由普鲁士人开创的学校教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学校学习早已成为我们的传统,但是对于外部飞速发展的世界而言,它却看上去缺乏回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很多问题充满疑问:学校是一个封闭场所,还是一个开放空间?老师们是否仍旧满脑子集体意识,不在乎孩子们蓬勃喷发的个性?什么样的课堂才是精彩的课堂,以学生为中心、以老师为中心,抑或两者都不是?什么样的学生,才是老师眼里的优秀学生?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将教育作用发挥到最佳的好老师呢?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围墙。所以从地理和建筑形态上看,它们几乎都是闭合场所。这种闭合性也深入到了很多家长的心里:学校有它强大的意志和统一性,当我们的外部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个体化时,学校看上去似乎岿然不动。

对教育缺乏改革精神的埋怨,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在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萨尔曼·可汗说,学校和教师都越来越不敢或不愿试错。与其他产业相比,教育显得落后,它缺乏企业式的及时纠错与反馈机制,人们即使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也缺乏科学的严谨方法去测评改革的结果。学校不像那些游戏公司,一款新的游戏上市,马上获得上百万人的反馈,立即进行修补和调整。当可汗将他的免费线上教育发展壮大时,这套系统看上去足够灵活和个人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学习,根据自己的水平决定进度,学生获得了学习中的主体意识,开始真正享受学习。

那么,我们传统的依附于学校的教育,就变成了一个十足落后与正在萎靡的方式吗?当我们的孩子都能借助技术和设备自主学习时,是不是教育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学校以及教师这个职业,今后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当我带着这些疑惑,走进了北京的小学时,我试图观察它们的运作形态,以及在这里发生的变化。学校为社会培养将来的人才,它们不仅不应该落后,甚至需要具有超越当前的意识。尤其是小学教育,它是一个人进入强制性社会规范的起点,也是一个人心智成长的重要时期和场所。

我走进小学校园,获得了一次不同于普通公众的“内部人视角”。让我惊讶的是,小学的校长和老师们很少谈论学生们的成绩,她们谈得最多的是学生们的运动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自我生活管理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在这些教育者看来,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孩子们的多种能力是紧紧咬合在一起的。情绪控制能力差的孩子,往往与人交往出现问题,很难获得自信和融入感,最后体现出的学习效果也不好;生活自理能力差的孩子,做事情往往没有头绪,这种思维上的混乱很容易带入学习中;协调能力不好的学生,参与运动少,学习的时候注意力很难集中……几位老师描述起她们眼中优秀的孩子:谦卑,追求公平,有规则意识,不逃避责任。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简称“实验二小”)的校长芦咏莉说,优秀的孩子往往维持着很高的自尊水平,而他们为了满足自尊,就会约束自己去实现目标,同时学会拒绝其他诱惑。很多家长追求孩子的成功,但却在用今天的标准看待成功。今后社会的物质财富不再稀缺,人们的选择变多,成功的人往往不再是“全才”,而是“有着很强支持系统的专才”。所以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充分了解自己,在适合自己的某个领域领先,同时这个孩子需要具备很好的交往与沟通能力,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支持系统,去联合其他领域的强者,在强强联合中获得发展。“而幸福的人比成功的人还要多一个品质:随和。只有随和的人才能真正放松,这是获得幸福的要素。”

在这样对未来人才的描述中,再反观我们小学中的基础教育,芦咏莉认为,学校在帮助孩子建立非常核心的品质。比如学生们第一要做到不伤害自己,第二要不伤害(打扰)别人,第三是不破坏环境。当一个人与自我、他人和环境都和谐了,才能获得人生发展的长久动力。现在家庭教育往往过于追求给孩子自由,实际上有规范才能给孩子带来最大的安全与自由。

教师在其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教师是每个人成长中必须面对的“权威”,在今天一个越来越追求个人自由化的社会里,我们该怎样与权威相处呢?芦咏莉说,教师是温和的权威,对孩子们来说,亲其师才会信其道。在鼓励孩子探索知识时,教师需要适度地退让;但是在学生的行为上,必须要求学生遵守一定规范。“真正的爱不是迁就,是给予孩子们成长的力量。但同时要给得温暖,让孩子总是看到希望。”

这种理念落实到课堂教育上,是老师对学习和对学生成长两方面的关注。教师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程度非常高的工作,他们既要对教学内容负责,又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关注人的成长。在课堂上,中国的传统方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法,而欧美国家基本进入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或互动。但是对于更加前沿的教育人士来说,以老师或以学生为中心,都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日本学者佐藤学、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都在提倡“学习的共同体”,老师只是课堂的组织和引导者。北京实验二小的周晓超老师将自己的身份定为“学生当中的首席”,在课堂上要懂得“勇敢地退”与“适时地进”的艺术。实验二小的老师们试图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书本、课堂知识与生活经验、过去的知识与将来的知识在种种互动中获得连接。老师就好似在编织一张流动着的网,学生和老师共同构建的课堂就好似在打壁球,在一轮轮的思维推动中,获得生发于集体智慧的个人经验。

在我所看到的北京实验二小的课堂上,一年级的老师从学生入学之始,就培养着孩子们倾听与交流的能力。我听到的一年级下学期的数学课,老师通过五轮翻牌游戏,让学生们通过大量的互相辩驳、补充、提出新的问题、进行质疑,最后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在这个老师精心构建的学习共同体中,6岁多的孩子们互相激发和寻找答案的能力,让人吃惊。这也使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孩子们在群体中获得的认同和自信,在交往中习得约束和自由,他们面对的竞争和合作,恐怕不是任何机器和技术能够取代的。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不少朋友说,北京实验二小是“最牛”的小学了。当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将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时,他们在教育上的领先尝试,对我们有何意义呢?我想至少我们看到了教育领先者的努力方向;获悉努力、坚毅、规则、公平、担当,才是孩子们最核心的品质;我们意识到学习不是一种孤立的能力,它与交往、运动、自我管理等能力紧密相连。这样说来,在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当中,类似的核心品质永远重要。尽管未来社会的知识将无限丰富,尽管教育机构总是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样的观念制造焦虑感,我们仍然需要看到教育的本质与核心。如果我们的孩子只拥有知识而缺乏品格和素养,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教育的成功。而知识,或许是未来社会最不缺乏的“财富”。

当然,我知道如果让家长们来讲述学校教育,可能是另一把辛酸泪。正如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所言,在美国也一样,或者说在很多个国家里,“抨击教师变成了一种时尚”。不过我想,与其让家长和学校(教师)站在抱怨的两端,不如尝试打开这个大门。对社会下一代的教育,本来就很难划清一个明确的界限——到底多少占比是家庭的责任,多少占比是学校的义务。学校有形的围墙确实存在,但是或许我们能慢慢扩展它的边界。我们希望走进学校,为学校和家庭形成一个教育的共同体,而试着推开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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