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红卫

人教版第三册和苏教版必修二中，教材编写者都选用了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在《祝福》这篇小说中，作者这样叙述阿毛的故事：

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这段描写，鲁迅在小说中几乎完全一致地重复叙述了两次，为什么？

细心的读者肯定注意到，这是一段很血腥的描述：“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这样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阿毛是一个很可怜很无辜的孩子，可鲁迅将他的悲惨死状作这样详尽的描述，为什么？

其实，表现血腥并非鲁迅的本意，然而必须这么写，是因为鲁镇的人们喜欢听这样悲惨的故事。“阿毛故事”的价值在于：因其血腥，所以精彩；因其精彩，所以才有被人们鉴赏品味的价值。人们之所以爱听这种“精彩”的故事，是因为它引起了人们的观赏欲望并且获得极大的满足，给人们乏味的生活平添许多乐趣。在鲁镇，祥林嫂原本是为人所忽视的，然而在拥有这样精彩的故事之后，她突然间在鲁镇变得重要起来，俨然成了焦点人物。同时，这故事仿佛一块石头投进了一沟死水，给原本封闭死寂的鲁镇带来了瞬间的热闹：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开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男人的没趣，女人陪出的眼泪，老女人的好奇，固然有出于恻隐之心的因素，然而这不是鲁迅要表达的重点。鲁迅要表达的重点是：满足。

同样是死，祥林嫂的后夫贺老六的死与祥林嫂的死为什么没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呢？因为他们一个是得伤寒死的，一个是穷死的，死得稀松平常，所以不精彩，没有鉴赏品味的价值，人们也就毫无关注的兴趣。如果阿毛的死没有那种开膛破肚的血腥，而是也如他父母一般死得稀松平常，比如天花、麻疹、伤寒之类，他的故事还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吗？

可是再精彩的故事，听得多了，也终有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的时候：“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鲁迅是如此冷酷地掀开了人们温情的面纱。鲁迅把世界称作“吃人的筵席”，把这一群人称作“看客”，他们“哄笑和奚落，咀嚼着弱者的骨髓”（李长之《鲁迅批判》）。

欣赏他人的痛苦，从中获得自我心理的满足，这种心理或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我们对同类的感情，更多产生于他们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欢乐。”（卢梭）不过，鲁迅更多的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看客心理的根源进行剖析。

看客们为什么从他人的痛苦中得到了满足呢？因为别人活得越痛苦，这部分人就觉得自己活得越好，于是，他们在赏鉴他人痛苦的时候，得到了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感。但是他们的幸福是以他人的痛苦作基础的，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其危害是让人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而事实上“这个民族整体上并不幸福，这个民族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它仍然是痛苦的”（孔庆东）。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真正的强大，而不是病态的虚幻的满足感。鲁迅一直希望国民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一向反对瞒和骗的文学，在杂文《瞒和骗》中，他无情地对国民性进行这样的批判：“中国人用瞒和骗造出种种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地满足着，即一天天地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复旦大学教授王晓明认为：“他（鲁迅）在后期的杂文里讲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主要的不是因为愚昧，因为不明白事理，而是虚伪，明明知道自己生活得很差，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装作不知道，这是他后期杂文更深刻的地方。”

那么，获得“满足”这种心理需求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看客心理表现为“一些冷漠的旁观者把理应引起怜悯的伦理情感的反应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反映，也就是游戏人生，在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寻求幸灾乐祸的价值取向”（谢超《鲁迅作品中看客的美学价值》）。我们常常说看客们的精神状态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的实质是缺乏对生命的尊重。

这种对生命的贱视，表现为两大形式。一是表现为对他人、对弱者生命价值的贱视，是统治阶级以欺人为目的贱视，比如赵太爷就这样训斥阿Q：“你敢姓赵么？你也配姓赵？”一是表现为缺乏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尊重，是被统治阶级在无法改变自己被欺侮的现状时寻找出的一种自我心理的解脱方式，他们往往会以自轻自贱的方式来取悦于人，比如阿Q上了大堂便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地宽松，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他被打时这样求饶：“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无论是贱视弱者的生命还是贱视自己的尊严，其心理上的本质都是一种奴性心理——把弱小者视为“奴”或者在面对强者时把自己降格为“奴”，即鲁迅所说的“见了羊就现出兽相，见了兽就现出羊相”。被奴化的过程使得这种奴性心理得以积淀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态，同时，这种奴性心理使得自己被奴役或奴役他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所以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得过人的权利，只经历了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奴隶是不可能有“人”的尊严的，他们只是“物”。鲁迅在《祝福》中写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他用了“活物”这个词，精确地揭示了劳动人民最本质的身份特征。

那么，在旧中国，对生命的贱视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方式呢？

在中国这个拥有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度，传统文化在培养了劳动人民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灿烂文明的同时，也滋养了许多病态的文化心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这种漠视生命的现象，不仅是个别人的行为，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和共同的文化心态。这是不能简单地以人们缺乏同情心来加以解释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源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一贯缺乏对生命的尊重。“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人的生命价值、人的尊严向来是被蔑视、被践踏的。

在鲁迅看来，这种贱视生命的文化根源，在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他在《暴君的臣民》中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统治阶级的观念直接促使了社会文化心态的形成，使得看客心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并且使这种以玩弄鉴赏弱者的痛苦来求得开心快乐满足的看客群体在心理上凝聚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在中国，皇家的一点变动都会影响到哪怕最边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关于这一点，鲁迅在小说《风波》中进行了形象深刻的表现。孔庆东说：“劳动者的文化观念，往往都直接来自于统治者。列宁虽然说，任何一个社会里有两种文化，一种是统治者的文化，一种是被统治者的文化。但这两者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也不是平等的、势均力敌的，而是统治者的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为它有话语权、有教育权、有传播权，它处在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大多数被统治者自觉不自觉地，其实是按照统治者的思维在思维的。”而且，在缺乏自我意识和民主精神的思想专制时代，这种思维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往往是变本加厉的。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热风·暴君的臣民》）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南腔北调集·漫议》）封建专制统治需要奴才，于是培养了独特的奴才心理，日积月累，枝繁叶茂，根深蒂固，创造了独特而持久坚固的奴性文化。

在缺乏人与人的对等关系和人性关怀的文化语境里，“看”与“被看”就必然成为了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所以，鲁迅在作品中，对看客以及看客心理的揭露和批判是广泛而深刻的，鲁迅毫不掩饰自己对国民劣根性的鄙视、厌恶和嘲讽。

说到看客的“看”，有一段话不得不细读。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阿Q正传》）

鲁迅借阿Q瞬间的恐惧感受，对看客们的眼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对看客们的内心欲望进行了独特而深刻的解剖。在鲁迅看来，看客们的眼神比狼更可怕，更锋利，更凶残。它不仅要咀嚼人的皮肉，更要啃噬人的灵魂。在这种眼神的统摄下，世界充满冷漠与恐惧。阿Q临刑前看到了一群狼一样的眼睛，这群狼一样的眼睛正试图蚕食阿Q人生最后仅剩的一点生命力，让这点可怜的生命力成为他们的饕餮物，来完成一场最后的筵席， 而阿Q，也终于在这场盛大的演出中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主角，成为了这场演出的明星。鲁迅就用这样一场闹剧，将缺少人性关爱的旧中国社会的恐怖与不人道，作了深刻的展示。这段描述无疑是具有象征意义和寓言色彩的，是“看”与“被看”这种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的形象写真。社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谁都有可能成为舞台的核心，只要这个人有“戏”——也就是可以被人看的“剧情”，当然，“剧情”是越悲惨或越滑稽越好，比如杀戮，比如绯闻，等等。所以，阿Q、祥林嫂、夏瑜、孔乙己都可以成为被“看”的对象，而且主角总是轮番上演，因为人们总是需要新的演出内容来填补生活的空白，只要有“戏”，生活就会变得热闹。“看”与“被看”是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最直接的概括，鲁迅的笔无疑是最具锋芒的，它逼视着看客的眼睛，并由此抵达他们的灵魂，洞彻世界的本质。

鲁迅对“看客”形象的刻画与鞭挞，向来是不遗余力的，“看”这个词，在鲁迅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异乎寻常地高。

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药》）

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阿Q正传》）

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舻鱼……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示众》）

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坟·娜拉走后怎样》）

人们需要精彩而又血腥的故事上演以供欣赏，然后“满足地离开”。当然，看客们也有感到乏味的时候：“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阿Q正传》）你看，如果没有看到血淋淋的演出，他们是多么失望啊！他们最需要的是——血腥！

当然，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解剖，不仅仅是一种揭露与批判，同时也是一种建设和创造，总是伴随着“立人”的伟大使命感。“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鲁迅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首先要立人。“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然而，要以一己之力与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对抗，难免会落入一种孤独者的境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于是，我们再回到小说《祝福》中，来阅读一下这段内心独白：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这一段文字外表似乎很平静，背后却涌动着一股浓厚的悲凉。鲁迅以冷峻的笔调，写尽了人世间的冷酷无情，也透露出自己内心无可奈何的深沉的悲凉感。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写了许多人的死亡故事。他在写这些人的死亡的时候，不仅仅是怀着一种同情感，更有一种愧疚感或者说是一种负罪感，总觉得这些可怜人的死与自己有关，总觉得自己原本是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帮助的，比如当祥林嫂问“灵魂的有无”时，“我”很想给她一个能给她抚慰的答案，可最终只能带着惶恐与不安匆匆地逃回。无论是祥林嫂的死，还是孔乙己的死、魏连殳的死、子君的死，鲁迅都不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局外人，而是觉得这种死亡都跟自己在感情上有很多的牵连。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心的施与者，而是觉得自己能够救却没有救，他仿佛自己是个罪人，于是感到灵魂不安。正是这种源自人性的自觉的关爱和悲悯，使得鲁迅能够将“看客”们在人性上所缺少的东西看得如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