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琪



报刊：“第六强国”与“精神导线”

◎夏琪

1923年4月17日，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该文收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61-180页），报告中斯大林将报刊的作用和地位比喻为“第六强国”和“精神导线”。前者通常用于说明党领导的报刊的巨大影响力，后者通常用于说明报刊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所发挥的联通作用。俄共十二大于4 月17-25日召开。会上代表们讨论了中央各机关的工作报告、党和国家建设中的工业问题、民族问题和农村税收等议题。列宁因病没有参加会议。

斯大林的组织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释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组织联系。第二部分说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机关实现对农民的领导。最后一部分关于党本身的建设。斯大林关于报刊作用和地位的论述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他首先分析了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说明这种关系不等同于军事指挥人员与军队的关系，党不是自己建立军队，党是找到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党依靠阶级，而不是阶级依靠党。“党要实现对阶级的领导，就必须建立广大的非党机关，作为党的触角，将党的意志传达给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变成党的军队。”因此，党迫切地要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斯大林认为报刊同工会、合作社、共青团、女工代表大会、学校等群众性的机关一样，是连接党和工人阶级的“引带”和“传达机关”。他说：“有人说，报刊是第六个强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强国，但是它有力量，作用很大，这是无可争辩的。”斯大林把报刊比喻为“第六个强国”，其背景为旧欧洲有所谓“统一行动”的五大强国之说，即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这些“强国”通过战争和各种国际会议，既勾结又争夺，企图控制整个欧洲。（《中外典故大词典》第729-730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六强国”这一形容报刊巨大作用的比喻，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新闻界广为知晓。

1922年4月时的斯大林（图片来源于《斯大林传》上册书前插图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斯大林还用“精神导线”比喻报刊在党与工人阶级之间所起到的作用。他说：“它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报刊是党每日每时用自己所需要的语言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其他在党和阶级之间架设精神导线的方法，其他同样灵活的机关，在天地间是没有的。”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报刊在联系党和工人阶级方面的特殊通道作用，这种通道的作用是其他党的机关所没有的。但在这里，斯大林使用了“传达”、“讲话”和“武器”等词语，意义很明显：传播者“党”掌握着单方面的传播主动权，“向工人阶级讲话”。其传播模式为“党→报刊→工人阶级”的单向传播，而不是如“导线”本身的意义一样可以双向交流。

18天后，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报刊局负责人谢尔盖·英谷洛夫（С. Инкулов）在《挖掘根源》（1923年5月5日《真理报》）一文中引用了报告的这段话，并写道：“我们说的却得不到回应。我们的报纸只是完成最基本的事情，它们是在布道，而不是在讨论，……没有广大无产阶级读者参与。”英谷洛夫认为报刊不仅具有鼓动和揭露作用，还应该让群众向党表达愿望和意见。（黄河、刘晋巍《斯大林与英谷洛夫关于报刊作用的争论》，《新闻前哨》2012年第3期）当时党内威望仅次于列宁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夫·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也认为，斯大林过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领导权，反映了他“官僚主义、官官相护、肆意妄为和专横粗暴。”（《托洛茨基自传》第3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而这种官僚主义“已经表现为一种极其严重的病态”、“扼杀首创精神，从而阻碍党的整个水平的提高。”（《托洛茨基文选》第75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斯大林在5月6日发表《真理报》上的《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一文，批评英谷洛夫把“讲话”和“交谈”对立起来，“无非是在玩弄无聊的把戏”。斯大林认为，报告中的意思是“交谈”，不仅仅是单纯的“讲话”，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斯大林全集》第5卷22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如果这样解释，那么斯大林就正确阐明了报刊在党和群众之间所起到的作用，也准确地解释了“精神导线”这一比喻的意义。但从他在会上所做的组织报告的语境中看，斯大林将报刊比喻为“党手中的锐利武器”、“第六个强国”，以及关于报刊是“精神导线”的比喻，单向传播的内涵是很清晰的。（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第4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刘少奇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使用了“导线”（电话线）的比喻，但他明确地论证为双向传播。他指出：“党通过千百条线索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8-39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的论证不仅包括党通过报刊、通讯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包含媒体将群众的呼声反映给党，其传播模式演化为“党——媒体——群众”双向传播。斯大林关于报刊是“精神导线”的喻证在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新闻界得到传播，由于有刘少奇的这篇谈话，我国新闻界主要在刘少奇论证意义上理解“精神导线”的。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