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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需求波动、灵活生产力组织与代工企业升级陷阱

2016-06-27丁蕾

商业经济研究 2016年11期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升级

丁蕾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二十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的代工企业纷纷面临升级陷阱。针对传统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对升级陷阱解释乏力的问题,本文构建了外部需求波动下代工企业升级陷阱的分析框架:在全球价值链布局的主要驱动力由寻求廉价劳动力演变为适应需求波动的背景下,具备“灵活劳动力组织”的代工企业在适应外部需求波动方面形成专业化能力,构成进入壁垒,形成了可持续但非升级的局部均衡发展模式;最后探讨了这一理论对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的启示。

关键词:需求波动 灵活生产组织 升级 全球价值链

引言

在主流全球价值链理论当中,由于供应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新兴经济体的企业会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同时,通过接触到外国先进技术和满足委托商的较高要求,这些企业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升级活动。近二十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的国家推出了多种促进企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但大部分政策收效甚微。相反地,现实情况是许多企业为在价值链中生存,进行逐低竞争,生产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落入升级陷阱。

对这种升级陷阱的剖析和诠释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地理、生产运营管理等领域学者的共同兴趣,他们从各自的学术视角出发,使用不同方法和工具,对升级陷阱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形成了一些有价值洞见。如主流全球价值链理论基于治理角度的研究发现,企业是否升级是治理结构各要素互动的结果。劳动经济学家发现私人部门和政府机构监管的作用是企业是否升级的主要动力。经济地理学者则证明新工业区和区域产业集群对全球价值链中企业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散布在各领域的升级理论都为我们识别升级陷阱问题内在特征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尚难以构成对升级陷阱问题全面有力的解释。此外,上述理论都忽视了外部市场需求波动性在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既然企业决策行为的最重要考量是市场需求,当外部市场需求波动性大幅度增强以后,企业的升级机制会和以往如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代相同吗?本文综合需求波动管理、灵活生产力组织和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提出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升级陷阱的分析框架,以期为深入认知升级陷阱问题提供新视野。

需求波动性特征与管理演变

不确定需求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供给和需求之间、供给和劳动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引致了需求波动管理的必要性。在早期现代工业发展时代,企业一般通过寻求垄断(或至少是寡头)地位来最小化商业竞争导致的需求波动。福特生产体系出现之后,需求波动管理依然十分必要,因为资本密集属性的专用性设备要求连续的生产活动来摊销成本,企业只有竭力最小化需求波动才能避免大量投资购置的机器被闲置的情况。当时的企业通过对产品品类进行限制来避免需求波动,这种生产体系造成的消费者损失问题十分明显:即商品选择极其有限且缺乏创新。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催生产品的创新和竞争加剧,商品品类限制被迫淡出需求波动管理的视野,如Wall-mart等零售商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多产品样式和更低价格产品作为创造新利润点的主要来源,企业不得不寻求新的需求波动缓冲工具。需要强调的是,与传统生产模式不同,在当代工业生产中,生产要素中最大的变量劳动力,并不能作为应对需求波动的利器,也就是说,在需求变化的情况下,企业不能通过轻易地雇佣或解雇工人来适应需求波动。原因在于,资本密集的工业需要高技能的工人,专门的培训,以及稳定的订单量来保证生产线运转,随意雇佣和解雇工人是不合适的,另外,现代工会的发展和劳工保护法规也限制企业随意改变自身劳动力的规模。于是,企业仅保留能保证生产线满额运转的订单,将超出生产能力的订单外包给其他小企业。在新的需求波动管理模式下,尽管方式不同,但劳动力仍旧是需求波动的风险承担方,这种现象在欧盟国家尤为普遍。这样,大企业可以保持成本结构的稳定性,避免了在经济低迷时期解雇工人的遣散费用支出。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市场权利力量逐渐从生产者一方转到了消费者一方,同时,技术革新又使企业生产模式由大量生产转向大量定制。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是,消费者享受到了更多样化的产品,更充足的库存和更低的价格。而使这些好处成为可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生产完全按照高波动性需求来组织。

灵活生产力组织

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进一步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灵活专业化,即企业网络化合作,通过具备多种技能的工人和灵活的设备组合来应对不确定需求,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制造业体系正是这种演化的产物。电子产品的零售商需要大批量的复杂产品,这些零售商会在韩国找到满足要求的生产商,因为那里有纵向一体化程度很高的财阀。低价零售商则需要小批量但选择式样丰富的产品,这些零售商会在台湾找到满足要求的小企业生产网络。单纯的规模或范围经济在不断发展的零售业兼并,技术革新和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下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进一步,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于委托商无法确定产品订单是否会是大批量的,其往往要求当地加工装配企业同时具备规模和范围经济的生产能力。这种能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的能力被定义为“灵活劳动力组织”能力,对海外采购或者外包来说,其重要性远胜于廉价劳动力成本。

在灵活劳动力组织生产模式下,产品多样性和产品批量与需求波动间的关系与以往迥然不同。如图1所示,手工生产的产品灵活性最高,可以完全按照顾客个人要求定制,但无法大批量生产,这时的需求波动较小。与此相反,大量生产满足规模经济要求,但由于对专门设备的使用,使其在产品多样化方面受到很大限制,相应的,需求波动性也较小。灵活专业化模式则同时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但在规模经济上只能生产中等批量的产品,需求的波动性增加。灵活劳动力组织模式下,高灵活度全球生产网络同时满足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要求,其需求波动性最高。如在欧洲电子产品制造商的周订单生产量的变化幅度最高可达80%之多。从图2可看出,具备灵活生产力组织的代工企业实际上成为了产品价值链上外部需求波动性风险的承担主体。

外部需求波动下的代工企业升级陷阱

低端链节企业的升级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要内容,该过程包含多个环节演化的动态进程,涉及企业生产活动、采购商参与或控制以及产品竞争力和利润等变量,可以归纳为5个过程,如图3所示。

依照主流全球价值链理论,通过技术外溢以及干中学等机制,低端链节企业在积累了一定利润的条件下,会具备进行沿着价值链升级活动的能力并进行实质性升级。但是事实上,绝大部分具备了利润积累条件的企业都没有进行升级活动。与传统的减少产品选择和扩大库存缓冲办法不同,当今的全球生产网络应对需求波动的方法,是要求生产结构能将成品组装的时间延后到来自销售点的数据落实之时。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最终生产只有在最后时刻才会进行,而这些面临需求高波动的最终生产通常是由新兴经济国家的企业来完成的。新型的生产体系对需求波动的管理既体现在范围维度,也体现在规模维度。企业必须能按照订单要求生产多样性产品,同时要在最短期通知下以最快速度生产出满足订货量水平的产品。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经理们的一个最基本和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的敏捷性和灵活性。面临较高程度波动需求的企业需要通过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来降低风险,这些伙伴必须能够敏捷地调整生产以适应需求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不断构建新的生产系统,采用新的技术和流程来保持竞争力,因此,这种竞争力的核心并不是成本,而是能力,即“灵活劳动力组织”能力:当地代工企业同时具备规模和范围经济的生产能力,能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具备“灵活劳动力组织”的企业构成了现代全球生产网络运作的基础,它们是当今高速度和高波动的工业的主要构件之一。

具备“灵活劳动力组织”能力的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和完全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价值链低端链节企业有本质不同。依照主流全球价值链理论,这些企业中的大部分是具备进行沿着价值链升级活动能力的。但是,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进行升级活动。尽管政府为促进升级长期实行吸引高技术水平海外投资,大量投资和补贴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工人培训等大力度政策支持。事实上,升级陷阱的本质原因在于,促进升级的政策环境也同时强化了企业“灵活劳动力组织”的能力,使具备该项能力的企业进入一种非升级、但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如图4所示。在这种局部均衡中,企业保持现有能力优势的收益是相对稳定的,进行升级投资则具有较强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代工企业不具备升级的动力。在缺乏国内市场支持的环境下,企业依靠这种能力具备了壁垒性优势,进而达到一种局部均衡状态,在此状态下,企业获得了非升级、但可的持续的发展通道,而这种发展往往并不是以大幅牺牲利润率为条件,如马来西亚半导体产业的净利润在2005-2010年间保持在5%左右,尽管低于工业化国家水平,但保持了相当稳定的水平,在需求低迷时期有3%,而在高峰期有6.5%。

结论与启示

当今全球经济的布局不再单纯由寻求廉价劳动力驱动,而是在更大程度上由适应需求波动所驱动。在有利“灵活劳动力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成功的代工企业会在适应不确定需求方面形成专业化能力,构成进入壁垒,形成可持续但非升级的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主流全球价值链理论所言的升级过程是必然不连续的,在一定程度上,当今全球生产网络结构会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过程而不是推动。随着需求市场向着更强波动性方向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本土企业将继续在适应不确定需求方面专业化发展。因此,以往供给导向的升级扶持政策,面对需求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其政策效力将是有限的。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加,代工企业的订单越来越多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国家出台了许多旨在推进加工贸易转型的产业政策,如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的同时增加了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和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并积极推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等地区梯度转移等。然而,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尽管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占有优势,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能力还不足,运输成本高、物流效率低、经营环境较差,许多地区还不具备大规模承接加工贸易的条件;2014年开始连续数月跨过正负增长的分界点,拖累出口增速整体下滑。中国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进入了一个困境,而需求波动下的升级陷阱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以市场需求为战略导向,在不具备适应波动需求能力的环境下,企业不会冒险进行升级投资。因此,单纯供给角度的限制性政策如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和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并不能使企业进行被动的升级活动。加之实施过程中各部门对法规解释不一,执行标准不同,使企业感到前景迷茫。一部分企业甚至误以为新政策就是要把加工贸易企业赶走,将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赶回老家去。因此,在企业尚不具备需求波动管理能力的阶段,应当适当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和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政策。

其次,企业适应需求波动是一种习得的能力,同时需要强有力的政策环境提供支持。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中的大部分企业尚不具备这种能力。面对市场需求变化快、生产零库存化,订单日趋分散化和小量化的国际贸易新趋势,众多中小微企业在外贸市场很难立足。这些企业也希望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但对程序不熟,又无足够资金实力,难以负担转型成本。政府可以在劳动力政策、教育和培训支持等方面积极作为,帮助企业获得这种能力。例如积极扶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这种综合服务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整合重组、融资、通关、退税、物流、保险等外贸环节,集中代办后统一投放给中小微外贸企业,充当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全流程管家。在这种模式下,供应链的整合已经不再是原始的单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契约关系,供应链管理运营商与产业链上的其他生产、销售、消费企业,结成伙伴型合作关系,是战略联盟的高度协同,其获利方式不再局限于个别产品或一个节点的获利,而是整个价值链的利润。需要注意的是,在现行制度下,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服务成千上万家中小微企业,单笔业务遇到风险很容易引发全面停业,影响大量中小微企业的生存。政策层面应当研究具体措施,解决综合服务企业在退税、稽查,以及异地货物属地报关后还必须转关等监管难题。此外,政府还应当积极引进生产力服务公司,投入启动资金,为生产力辅导机构设立办事机构,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加工贸易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最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本土企业在缺乏国内市场支持的环境下,依靠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波动能力进入一种非升级但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失去升级动力。与该理论描述的条件相反,中国恰好具有容量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型路径。实践中,一些多年来靠接单代加工,产品畅销欧美市场的企业,近年开始了“内外兼修”的营销战略。但是,与传统订单式的外贸经营方式不同,加工贸易企业在开拓内销市场时往往遭遇难以与国内零售企业对接、通道成本过高、配送难和货款回笼难等难题,因此,目前加工贸易转内销的覆盖面仍小,超半数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并未真正打开内销市场。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可以为一些内销企业联盟提供引导资金,同时规范零售业竞争规则规范,为加工贸易企业创造国内的知名品牌打通渠道,让企业在内销过程中“抱团”提升制造品牌的知名度,通过内销,实现加工贸易的成功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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