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风云一生，书剑双修。所谓“剑”者，不单指军事，还包括对书本的运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实践的力量。读书既然是为了磨剑、亮剑，以“创奇事”，当然就不能漫无边际地阅读，那样反倒会稀释思想和实践之“剑”的力度。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读好书，读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领的“奇书”。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毛泽东是22岁那年遭遇这个问题的。作为师范生，他当时潜心古籍，但汗牛充栋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读不完。于是，他在给好友萧子昇的一封信中开列了77种经、史、子、集书目，直言：“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第一个择书而读的举动。可惜的是，这封信里所开列的77种典籍书目没有留存下来。

毛泽东在投身革命去奋力“创奇事”后，便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权威研究者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有27个书目。这27个书目，少则三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上千种书。这当然远非毛泽东一生阅读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需要陆续配置的。

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但那些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他同样也多有阅读。他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连对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读一读苏联威廉斯写的《土壤学》，说“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农作物为什么会增长”。他提出增进农作物产量的“农业八字宪法”，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即与阅读此书明显有关。所谓用书之“奇”，由此可窥一斑。

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择书而读的动力，不外两端：实践倒逼和兴趣所致。一个是由行而思的激发，一个是由内而外的延伸。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卖书他也是有选择的，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

毛泽东由开列阅读书目切入的政治实践，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

毛泽东主持编辑这两套书，不是为了给书斋里的人群看，而是为动员和教育革命前线的人们，因此不能搞长篇大论。他很了解读者习惯和宣传规律，提出每本书不能超过1.2万字。

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向彭德怀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说这些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苦楚无人领会的时候。他的实践创新不被看重，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與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泽东同时收到两批书，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一批来自北平，是一个叫王林的人托人购买带到陕北的。

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他后来回忆，“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

毛泽东当时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有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7种。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有1200字。《哲学选辑》他连读三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了批画。批语主要有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批注的哲学书，远不止7种。为什么如此集中读哲学？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谈话时径直道出原因：“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

对此，教育家、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不可同日而语。”

荐书是一种领导方式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在27个书目中，从1941年起，有11个书目是在不同时期为解决本领恐慌、适应新形势、纠正不良倾向、统一党内认识，推荐给党内同志阅读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荐了4批书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党的一些现实文件。他还从《鲁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杂志社问》，列入整风学习的文件中，以期改变党内文风。为澄清党史的一些是非，又阅读大量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称之为“党书”，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

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先后4次向党内干部推荐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的背景。在七大上推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是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马列主义的基础。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12本，特意增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应该只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习新的本领。

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从古代诗词中挑出65首作品，编成两个小册子发给与会者。有人不解，毛泽东解释：“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看来，其意在使会议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

落花时节读华章

1959年10月23日出京到各地巡视前，毛泽东开列了一个要带走的书目，反映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读书风景。这个书目中，直接写出书名的有19种马列书，17种中国古代文史书，20多种古今中外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

毛泽东晚年的择读，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史的偏好上。僅《红楼梦》便阅读和收藏了20种不同版本的线装书。阅读经典在于反复揣摩，毛泽东反复阅读《红楼梦》，读《资治通鉴》达17遍。他还讲，自己读《共产党宣言》至少100遍。

晚年随着视力减退，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印了不少大字线装书。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读《鲁迅全集》起，到1976年8月读《容斋随笔》止，他阅读过、有的还作过圈画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中外书籍达128种。这还不包括他专门让人校点注释并按他的提示写出内容提要的86篇古代文史作品。

（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