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伟

“宁夏文学”作为一个被学术界接纳并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学事实，应该说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此前，在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描述当中，“宁夏文学”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我们不能说1958年之后的宁夏文学创作园地没有提供作家和作品，是一片空白。事实上，自1959年《群众文艺》（《朔方》的前身）创刊之后，当代宁夏文学之树就已经在塞北这片土地上悄然生长。然而，由于宁夏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还不能够拥有独特醉人的气味与芳香，也因为其他的一些历史因素，宁夏文学终究没有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1949-1966年）时期和“文革”（1966-1976年）时期赢得全国性的注目与喝彩。翻开新时期初期出版的任何一本有关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几乎没有撰写者会提及1949年至1976年间的宁夏作家和作品。所以，这一时段的“宁夏文学”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宁夏本土正在生长作家和产生作品，而风行天下的当代文学史书籍却没有即时的描述。打破中国当代文学这一习惯性文学描述格局的是作家张贤亮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人生大痛苦大磨难的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不仅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而且，至为重要的是，张贤亮以其卓越的文学表现为宁夏文学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当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叙述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实践时，宁夏文学不再是隐形于历史地平线下的存在，它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升起于东方的新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