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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煜词的现代接受史

2016-06-24牛涛

读与写·下旬刊 2016年6期
关键词:李后主李煜王国维

牛涛

摘要:李煜的双重身份历来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追溯现代李煜词研究的渊源所在,并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考察和描述李煜词在现代的接受中出现的几个重要阶段 ,有助于进一步加深理解李煜词的艺术生命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李煜;现代;词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6-0062-01

身为南唐末代帝王,后主李煜备受争议,但他依靠为数不多在传的词作,受到文史学界的亲睐。李煜的双重身份历来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并由此形成李煜词的"接受史"。本文着手追溯现代李煜词研究的渊源所在,并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考察和描述李煜词在现代的接受中出现的如:王国维的突破、考证与鉴赏等基础研究并进、"爱国性"与"人民性"大讨论、多元化透视等几个重要阶段, 既动态地显示李煜词的历史生命与艺术魅力,也藉以观照李煜词接受史中所反映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

1.二十世纪初期:境界之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开始就提出其评词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又曰:"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以"境界"说为理论核心,王国维对李煜词的接受也达到了更新的理论高度和更高的审美层次。在《人间词话》中给予一位词人丰富且全面的评价,李煜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王国维对李煜词评价很高且很特别。这些评价涉及到了创作风格、创作源泉、历史地位等几个方面。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2]在这一段中,王国维将李煜词与温词、韦词作比,毫无疑问,"神秀"的评价显然比"句秀"、"骨秀"要高。王国维的眼光直射李煜的精神世界,关注超脱于形式的情感表达。这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掏出的真情。情理相融,于天道人事中浸染至诚的悲剧精神,这是中国美学与诗词的精髓。读者正是因为这种本质上的韵味引起了心灵的颤动,激起了情感的共鸣,认可了李煜的词,也同时成就了李煜词的独特魅力。

在论及李煜在中国词史中的地位时,王国维总结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3]这段话指明了李煜在词的表现题材上的拓展之功。在李煜的词中,有宫廷宴饮、歌舞升平的景象,也有甜蜜的爱情、思妇怨女离愁的诉说,而更重要的还有其降宋后词中所表达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如此集中、具体的评价,王国维对李煜的推崇与偏爱不言自明,所以他在评价中渗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出现过誉之词在所难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的评价,是李煜词的接受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笔,他对李后主及其词的个性特色和艺术成就的考察与揭示,最为精准深辟,堪称定论。从某种程度而言,王国维完成了把李煜从传统词学批评视野引向现代词学批评视野的过渡工作。

2.五四时期至建国前:考证与鉴赏并进

从世纪初至新中国建国前,为二十世纪李煜词研究的起步和奠基时期,这个时期李煜词研究虽处于开创阶段,但仍然涉及对李煜生平事迹的考证、词集的整理笺校、作品的分析探讨、成就地位的评价等各个研究领域。

二十年代,词的起源和李后主词研究同为学界对唐五代词研究的重点,学界对于李后主及其词的研究已初具规模。有关李煜词评传、年谱之类的论著有此时专论后主词的文章有西谛的《李后主词》、豫戡的《论南唐后主李重光词》、天行的《南唐后主词》;兼论生平及其词的文章也有不少,如姜华的《李后主及其词》等;还有探讨李煜著述版本的,如曹雨群的《李后主的著述及其版本》。

三四十年代学界对李煜及其词的研究更为深入。生平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考订细入的年谱和分析精到的评传,如衣虹的《南唐后主李煜年谱》、章崇文的《李后主诗词年谱》、唐圭璋的《李后主评传》、《南唐二主年表》、杨荫深的《李后主》、顾学颉《李后主传论》等近十种,其中尤以夏承焘先生于1935年至1936年之际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南唐二主年谱》,资料最为翔实,考证最为精审。

此期的李煜词研究也启动了词集整理笺校工作的步伐,主要成果有刘继续增《南唐二主词笺》、章崇义《李后主诗词年谱》、管效先《南唐二主全集》、胡云翼《李后主词》,其中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年表汇笺》,用力尤勤,笺校也极其精到,为以后的研究者所推崇和倚重。

此期对李煜词研究的艺术特征及成就地位的研究和评价也有可喜的收获,如唐圭璋先生的《屈原与李后主》一文,对屈原于李煜的个性气质及屈赋与后主词的异同加以比较分析,认为二人虽"各异其情",但在"纯任性灵"一点上却"各有真价",研究的视野极为开阔而新颖。又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词史》,其中"李煜"一章,提出李煜词的分期的"三期说",也颇有可取之处。

3.建国初期:“爱国性”与“人民性”大讨论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七十年代后期,为李煜词研究由讨论争鸣而走向进一步发展兴盛的时期。李煜词的讨论于1955年8 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开始,论争环绕"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这个中心命题。争论各方基本上都站上了唯物史观的新台阶,处于同一个认识平面。争论的各方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批评武器,用的是那个年代最权威最流行的批评观念与批评术语,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典型性"等。结论差距很大。

毛星的《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的发表标志着前一阶段讨论的终结。他不必用"人民性"、"爱国主义"的标签乱贴李煜的词,李煜是一名"好声色"的皇帝,谈不上爱情的真挚与专注,更谈不上"人民性",后期的词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问题。何其芳对李煜词所以能引起历代读者的激赏与共鸣作了相当完整的理论阐释:"典型共鸣",不仅在它的典型性(尽管李煜生活面很狭窄),而且在它的真实性(尽管多的是帝王的"愁"与"恨"),而它们是与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相联通的。李煜词的讨论在何其芳做了总结后争论各方基本上获得了共识,词学研究处在健康地展开但曲折地行进的轨道里。[4]1955年开始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争论从命题到论证,虽然难免有教条主义的倾向,但整个学术氛围仍然是健康的,体现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新变格局的同时,也折射出重新组合过后的新旧词学队伍在审美观念与人文立场上碰撞的火光。

4.改革开放至今:走向多元化

经过十多年的"文革"空白,八十年代后又峰回路转。文艺理论界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逐渐接受了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进入中国,从了解、接受到运用,批评话语的单一化最终被打破,多元化的格局越来越明显,表现出多层次的立体交叉特色;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结合、背景与材料互证。

对李煜的研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许多曾经不够重视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许多以前被忽略的问题重新被挖掘出来。如有论者从文本出发,解读李煜词中的"悲"、意境、意象、修辞、情感等,着重于词本身的艺术特色;有论者从李煜本人及所处的环境出发,分析其性格、心理对创作的影响;有论者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李煜与李清照、温庭筠、韦庄、纳兰性德、晏几道等人的同与异;通过对李煜词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月"、"花"、"梦"的量化分析来探讨李煜词的情感特征及表达方式;从宗教角度来探讨李煜的苦难人生及思想倾向等。也有论者专门就李煜词的影响,探讨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

评论的单一化被打破,读者对李煜词的接受趋向多维,有了读者的理解,才使作品的存在变成现实;在阅读理解中李煜词才能作为文学作品存在,而不仅仅只是"物"。从发展的角度讲,李煜词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在存在中展示着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对李煜词的评价重新回归文学性界限内的探讨。

在现行数量众多文学史中,只要谈到词,必定会谈到五代南唐的词,论述到了南唐的词,李煜词则是不能宕开的一笔。李煜的词在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后,其艺术价值和审美积淀越来越得到读者的肯定与欣赏。这是一种无限的生命力,"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参考文献:

[1] 成松柳.晚唐五代词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2] 余传棚.唐宋词流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 周兴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6.

[4] 刘尊明.唐宋词纵论.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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