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军

北京警方的案情通报，终结了网络空间对和颐酒店女房客遇袭事件各种离奇的“阴谋论想象”，这不过是卡片招嫖团伙成员为保护“地盘”而误将女房客当作“同行”拖拽驱赶的偶发治安事件。随着涉案人员落网、涉事酒店整改、尤其是警方针对“卡片女”的新一波打击整治，这一事件将很快淡出人们的视线。不过，对于“卡片女”问题，对于那个距我们并不遥远的“隐秘江湖”，该事件却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思考的疑问。

“卡片女”怎么会这么多？

“卡片女”当然不是什么新的社会现象，但其“风行”到普通居民也能通过自家门缝享受“宾馆待遇”的程度，“风行”到分发卡片需要“黑道保护”、大搞恶性竞争的地步，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按“理”，这一现象是有违“常理”的。一方面，2010年以来，以北京为代表，“扫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性工作者应该越打越少才对，在“群众基础”堪称翘楚的朝阳区尤应如此；另一方面，同一时期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普及，也应极大压缩“卡片”这种前数字化信息承载工具的使用空间。然而，现实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性工作的存在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只要社会条件不改变，只要需求与供给的基本面不改变，就总会有一定数量与规模的人群进入这个产业。这与它是否合法，警察实际执法力度的强弱没有必然联系。所谓“犯罪饱和法则”、“气囊效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前期主要针对色情场所的“扫黄”尽管不可能从整体上消灭性产业，但却足以改变性工作者的从业地点和从业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卡片女”这种从前性产业中的“非主流”从业方式逐渐走到了前台，其数量、规模以及竞争激烈程度迅速步入“上升通道”。和颐酒店女子遇袭，只是“卡片女”市场竞争白热化所引发的一起“乌龙”事件而已。

她们为什么会受控于“黑社会”？

和颐酒店事件呈现给公众的，不仅是性工作本身，还有控制性交易市场、大搞恶性竞争的违法犯罪团伙。在法律要件上，这些人未必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黑恶势力”与性产业若隐若现的关系却很容易体察。在大众舆论空间，要求严打强迫、组织卖淫团伙，严打控制、盘剥性工作者之皮条客的呼声变得强烈。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被大众忽略的重要问题：性工作者为什么会受控于“黑社会”？与预先存在一个十恶不赦、贪得无厌的“黑社会”，然后通过引诱、胁迫、绑架、贩卖、暴力、甚至毒品等非法手段无情控制、压榨“小姐”卖淫的“剧本想象”不同，现实生活中的“鸡头”（男朋友/老公）、“皮条客”（老板/妈咪/司机/中介）、卖淫团伙（公司）更是为了满足性工作者诸多地下生存需求而存在的。性工作的非法化导致了性工作的地下化。在地下化的产业环境下，性工作者不得不依靠这些同处社会边缘的群体力量为自己开拓市场、提供最基本的安全庇护。事实上，即便与“黑社会”/“卖淫团伙”五五分账，也比提心吊胆地单干挣得多、挣得轻松、挣得安全。在性工作非法化的语境下，实际的“扫黄”力度越大，性工作者对“黑社会”的依赖就越强，“黑社会”的生存发展空间也就越大。这条规律在几乎所有将无被害人的市场行为非法化、犯罪化的社会治理实践中被反复证明，美国当年禁酒令的实施与黑手党的成长就是一个极为著名的实例。

她们为什么更容易被害？

早在和颐酒店事件发生之初、警方案情公布之前，当舆论空间中的主流发声还在“想象的矫情”中讨论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以及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态度时，就已有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网友“猜中”了事件的“真相”，揭出了性工作者置身其间的那个凶险江湖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大约在2005年到2009年之间，大众传媒曾密集报道过一系列的“小姐被害”案件。2010年之后，该领域的报道被“扫黄”、“打黑”、反腐等内容取代，“小姐被害”问题逐渐淡出公共话题空间。但就笔者的调查而言，“小姐被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一直都是困扰警方的一种极为典型的类型化罪案，相关预防和侦破工作均极为困难。在《边缘的权利》（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中，笔者用回归方法计算出了不同类型“小姐”在不同工作情景中的不同被害风险。模型数据表明，性工作者离开所在场所为客人提供性服务的可能性每上升一个层级，其实际被害的发生比将上升至3.466倍。用日常生活语言表述就是，对色情场所的打击会迫使性工作者脱离传统的色情场所，转向类似“卡片女”这种更为“灵活”、“流动”的性服务模式，这种转向在增大警方查禁难度的同时，也必然会增大她们从业过程中的被害风险。

她们的生死为何难引“主流”关注？

和颐酒店事件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被迅速聚焦，源于这个事件的话题性。单身女性的“夜行权”、女性的自我保护技巧、公共场所的“性骚扰”、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家庭暴力及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态度、酒店安全、消费者人身权利保护、色情业“泛滥”、黑社会“猖獗”，甚至于酒店与犯罪集团或某些管理部门与犯罪集团所可能存在的“暧昧关系”，如此等等，在当下网络话题生态中均是极好的大众消费素材。然而，这个“乌龙事件”的真正要害与核心：性工作者所面临的巨大被害风险及其极为边缘化的权利状况，却难以引发主流社会的关注与讨论。如果没有“乌龙”，如果当天在和颐酒店被打的真是一名“卡片女”，这个公共事件就不会“存在”了。这反映的不仅仅只是现代法治意识的淡薄（性工作者的合法人身权利也同样值得法律保护）、社会问题意识的缺乏（性工作者被害只是诸多亟待解决之深层社会问题的征表）或某种悲悯弱势之“人文情怀”的丢失，它更反映了经过持续经济增长和急剧阶层分化之后的巨大社会变迁。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基于共同的底层草根生活经验而“笑贫不笑娼”，不会再像解放之初的那一代革命者将鬻入勾栏的妓女视为需要“拯救”的“阶级姐妹”，甚至都不会用八九十年代的“家国情结”或“主人翁”姿态去探讨反思“小姐”们所遭遇的问题。“我们”的宝贵资源应该用来关注“我们”的问题，“她们”的问题不需要、不值得“我们”去看见、去听见，除非因为某种“乌龙”关涉到了“我们”。但其实，这种将“他们/她们”隔绝于“我们”的心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遭遇的最大、也最为棘手的问题。

“呼吁中”的“严打”有用吗？

既然“乌龙”到了我们，我们当然就不能袖手旁观。我们需要安全的消费场所，我们需要干净而没有“卡片”的酒店环境，我们需要能让我们的妻女被优雅对待而不被误认为“小姐”的生活空间。于是，质疑酒店及警方管理不到位，呼吁加大“扫黄”力度的声音，顺理成章、乘势而来。在“民意政治”的逻辑下，警方对包括“卡片女”在内的性工作者的新一轮打击是必然的，但问题是，这能够解决哪怕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吗？它会不会成为某些新问题的开端？一个原本折射“卡片女”人身权利状况恶化的公共事件，最终却以对这个群体的“打击”而收场，这其中有无潜在的悖论？在政治学和大众传播领域有一种广为人知的理论叫“沉默的螺旋”，说的是那些自认为正确且广受欢迎的观点会在舆论空间被持续放大，而那些即便合理但却可能遭到攻击的观点，则会被人们以沉默的方式对待。这就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决策风险——仅仅依据表面的“意见气候”，未必能做出符合社会客观需求的正确选择。在有关性工作的社会治理上，我们或许还需要更详尽、更深入、更理性的经验研究。在此意义上，和颐酒店事件所带给我们的这些“冷追问”，即便没有答案，也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