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群众路线和群众团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对于群众团体及党和群团组织的关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很多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形成当前党的群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1949年之前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群团工作的地位、工作原则和与党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论述，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当前党的群团工作路线。

[关键词]群众路线 群团工作 中国共产党

“群众”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依靠力量，更代替了“公民”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主体。“群众”的这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基本形态和运作方式[1]。他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政治背景中表现为概念化，内涵丰富，而且具有操作性的党的“群众路线”，主要实现方式是党领导下的各种群众团体。对于群众团体及党和群团组织的关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很多深刻的阐述。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出现“民众”和“动员”字样的篇幅共计约58篇[2]。刘少奇在抗战时期发表的40多篇文章和讲演中绝大多数涉及组织动员群众的问题，其中关于群众工作的专门论述达16篇[3]。这些论述是形成当前党的群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在2015年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早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群团工作中的实践与理论，对于深入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做好党的群团工作有重要意义。

一、群团工作的重要地位

受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五四运动时期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臣民”演变为构建民主国家的主体——民众，民众在近代国家构筑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早期的革命实践者也意识到能否有效地动员民众成为革命成败的关键。如毛泽东通过早期创办新民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作的经历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学习，逐渐认识到社团活动的重要性。他最早提出群团思想的文章可以追溯到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他在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其中统一的民众团体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就是要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各党派的抗日合作，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统一的民众团体[4]。民众动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着抗战的成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未达目的的原因之一是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因而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要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必须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2]。

群团工作是联系各方面工作的纽带，是影响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力量。如陈云在1939年11月3日撰写的《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指出：“党、政、军、民、学虽然都有它们各自单独的工作，但是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协调发展的基本环节就是开展群众工作[5]。”陈云认为，“党应该经过社会上已有的或建立新的文化、教育、经济各种组织去影响和教育工农群众[5]。”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和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的题为《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告也指出：“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

为了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根据地建立了大量的民众团体，尤其是自1938年以后，为发展边区经济，提高人民的健康意识和水平，建立了大量的科技团体，如边区国防科学社、自然科学研究会、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等。其中很多是在边区政府推动下成立的，如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总会是由边区政府聘请在边区人畜卫生医药界有声望者35人组织总会委员会，由总会委员会推选13人组织常务会，设正副会长各1人，下设秘书若干人，分别进行经常会务，并聘请顾问若干人协助指导医药卫生工作。为推动中西医药研究会在各地成立分会，边区政府还下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各专署县（市）政府催动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的通知》[6]，要求各专署、各县政府接到此项章程后详细讨论，多加倡导，依据当地具体情形和条件，必要时成立分会或支会，以推进医药卫生工作。各根据地分别制定了关于民众团体的管理制度指导群团工作，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7]和《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等。

二、群团工作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也存在民众组织和动员不足的问题。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党在群众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帮助组织的民众团体占多数。由于发动群众的工作不充分，所以好多民众团体在民众自己来看并不是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团体，他们或是为军队、为政府服务的机关，或是“抄名册”的机构。因此，民众团体中不仅没有涌现出为广大群众真正拥护的群众领袖，民众团体也没有真正成为抗日政府的支柱[5]。为了加强群团工作，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出群团工作的一般原则。

（一） 群团组织一般是自下而上的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民众的大联合是以小联合做基础的，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8]。毛泽东认为，通过广泛建立小联合，组织各行各业的社会团体以形成“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9]，这也是建国后党的群团工作思想的基本根源。全国科联以及后来的中国科协正是通过学会这样的小联合，进而组织起科技工作者的大联合，将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

尽管是从“小联合”到“大联合”，但“小联合”与“大联合”之间的目标也不完全一致，“小联合”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大联合”也有自己的目标。正如《中国科协组织结构中的异质性》一文中提到的，学会、高校科协等“小联合”具有学术性、志愿性、自治性、合目的的统一性，而各级科协这种“大联合”具有群众性、官方性、政治性[10]。但“小联合”的个性化需求与“大联合”的政治目标只存在异质性，而不是矛盾性。刘少奇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也指出，民众团体的要求规定民众团体的性质。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分别是基于群体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和文化要求建立起来的，但同时这些组织也有次要要求，如政党常有经济的、文化的附带要求；工会、农会也常有政治的、文化的要求；俱乐部、学术团体等也常有政治的、经济的要求，但这并不变更组织的性质，如果把这种次要的附带的要求变为主要的经常的要求，那就要变更这个团体的性质。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放弃它的政治任务，而仅为某些经济要求而斗争，那就不是政党了。所以，在民众运动中如果不准备变更某些团体的原来的性质，那就不要放弃这些团体的原来的任务与主要要求[11]。

（二）群团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要配合做好党的工作

党要通过促进群团自身的工作来引导他们做好党的工作。刘少奇精辟地指出，尽管民众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与文化要求有区别，但这些要求又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当民众组织起来为一个简单的要求而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引导民众去关注其他问题，并且将之引导到更高阶段，这是每一个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的责任[11]。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中也指出，各个群众团体既要做好一般的工作，又要做好各自单独的工作，要注意把两方面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是有关各个群众团体共同的工作，可以召开各界联合会一起讨论，统一解决，这样就可以使各个群众组织的工作都能既独立自主，又相互配合地开展起来[5]。

三、群团组织与党的关系

群团组织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误区。如涅夫在《政府与参议会群众团体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说到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县区乡政府工作同志和群众团体的同志对相互关系的看法常常是不同的。政府人员说：群众团体要受政府的领导，他们应该做些政府的工作。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该受政府领导，我们要独立工作。下面一般的实际情形是：政府命令群众团体做政府工作，对群众团体本身的工作则不闻不问；而群众团体是丢了本身的工作，去代替政府工作，并以穿吃政府一事为光荣。群众团体的部长或主任下到乡村，老百姓一向是把他们当作政府的科长、科员看待的[7]。”邓小平也指出，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为了保证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同时发挥群团组织自身的独立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了党和群团组织之间的关系。

（一）要保障群众团体内部工作的独立性

毛泽东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青年运动的议决案》中曾谈及党对青年团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地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12]。刘少奇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也指出：只有保障民众组织的独立性，尊重民众团体的内部生活不受外力干涉，才能激发民众组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一切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这种自动性，并在民众的自动性发扬以后加以适当的配合、组织与指导[11]。

（二）群团组织在政治上要接受党的领导

邓小平在分析党、政权、群团和武装力量的关系时指出，“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经过党团来实现。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倾向。”[13]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九一决定），对民众团体和党、政、军等组织系统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各民众团体既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也要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西北中央局在1943年5月5日制定的《西北中央局对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民众组织的任务就是把党的任务在民众中具体化，变成广大群众自己的任务，党和政府对民众团体工作不应包办代替。民众工作的方针是去掉空架子，替群众做实事。群众团体组织要克服形式主义。群团工作干部应完全养成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老百姓化的工作作风。党要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完全克服群众干部向党闹独立的倾向和对群众工作包办代替或不管的倾向[14]。

由上可见，群众路线下的群团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依靠力量和组织保障。正是基于群众路线上的群团工作，使得共产党在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过程中取得成功，从而取得各项事业的成功。恰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指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还来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领导集体在还未取得政权之前就对中国广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15]。陈珂珂、王新等人也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科技社团似乎一直在努力排斥国民党的权力介入，寻求自立，而在根据地内，却丝毫也看不出社团组织有抵抗中共权力介入的迹象[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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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双梅.刘少奇与党的群众路线——基于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三个历史节点的分析[J].党的文献，2014（5）：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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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云.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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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二）[EB/O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070793/，原载于《湘江评论》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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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少奇.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3/73601/74108/50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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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2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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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线装书局， 2011.

[14]李明，戴莉萍.苏区时期我党群团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4-86.

[15]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M]. 刘敬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6]陈珂珂，王新.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科技社团的特点及贡献[J].科技传播，2015（7）：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