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丰

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这意味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已经上升为区域乃至国家战略组成部分。

城市副中心建设模式相比以往通常采用的单中心外延“摊大饼”模式，更利于通过资源外迁、资源共享、城市间分工协作等途径有效治理“大城市病”。国内外诸多特大型城市，如日本东京、英国伦敦，以及国内的上海等，在经历长期摸索后先后都走上了以城市副中心建设为切入点，逐步形成“中心区—副中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这一多中心多圈层城市格局发展道路。

当然，城市副中心建设并非一抓就灵的奇妙仙丹。这个过程中，我们固然不必再走西方城市早期发展历程中“放任自流”的弯路，但也要避免我们以往习惯于采用的那种政府大包大揽式的做法。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副中心规划，需要在准确把握城市定位、切实尊重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的作用，让城市副中心能够在具备足够市场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发挥自身功能，提升城市能级。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比一般城市更加需要市场协同。因为中国的“大城市病”，本就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行政主导下的各类资源非均衡配置，而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近于必然地比其他所有城市，都更胜一筹地体现出由行政资源“虹吸”公共资源，再由公共资源“虹吸”经济资源的极化现象。

这种由行政力量而非市场力量推动下的资源配置模式，导致北京不仅与周边地区形成了很大的梯级落差，甚至在其内部，也存在很明显的按行政资源多寡而发展不均的局面。譬如有资料显示，北京中心城区面积仅为全市面积8%，GDP产出却占到全市产出3/4，其中产出效率最高的西城区，其产值比延庆高出几十倍；由是比照规模大致与北京相当的上海的情况，该市中心城区产出仅占全市产出40%，郊区产值与核心区相比，也基本处于持平状况。

所以北京的城市副中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行政副中心。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建设可以借助一部分行政功能转移，带动基础设施投入继而吸引科研、商务、文化、会展等功能聚集，但其最终能否如预期的那样，适应北京自身空间调整需要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终究还是要看其能否合理规划副中心生产、生活、生态等诸项空间布局，满足市场拓展真实需求。

市场拓展的真实需求只有在市场协同的情况下，才能被逐渐显露、发现并满足。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众望所归之下，理当在这一点上着意探索、重点突破，如此才能像中央要求的那样，为全国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积累可复制的经验，探明可追随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