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有段日子未通音讯的老许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封印了。紫砂壶艺人都有一堆印章，一把茶壶做好，入窑之前要在壶盖、壶底、壶把几个关键位置钤印，这是识别标记，也是后人鉴别真伪的关键。数百年来，宜兴的大小壶手都将私印视作性命，收工后仔细收藏妥当。

而封印一说，照老许的解释：都作了固化处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世上了。许四海是驰名中外的紫砂艺术家，一把紫砂壶在艺术市场上随随便便就卖到十万二十万，在有些特殊场合还被人炒到一百多万。这么好的行情，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那天下午，我来到曹安路上的百佛园，看到老许平时埋头工作的台面上果然空空如也，两个钢转盘推至墙边，一丸鸽蛋大小的紫泥，似乎在那个“悲情时刻”被施了定身术，凝结成一块顽石。

“做了几十年的紫砂壶，我终于感到累了。”老许叹了口气。是的，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让从来不知医院大门朝哪开的他，切切实实感到“岁月无情”四个字，并非歌中所唱的那般娇情。

老许十多年前从兴国路壶天阁搬到“心远地自偏”的江桥，买下十多亩野草及腰的荒地，带着儿子、徒弟将它开垦成一片嘉树成荫、花果满园的“城市山林”，这里有历代石雕，有汉画像石，有壶具博物馆，有制壶工场和窑炉，不少文化人爱在这里品茗赏壶，感受中国茶文化的精妙与高深，但这些年来经受的挫折与委屈从不与人吐露，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老许领我穿过“茶圣长廊”，去参观新建后刚刚开放的吴觉农纪念馆。这个馆早在十年前就落户于此，它原本由上海茶叶协会主办，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落到四处飘零的局面，老许得知后就接过来，将已经建成开放的壶具博物馆暂作关闭，腾出场馆给吴觉农纪念馆。又经过小几年的腾挪，壶具博物馆也有了着落，他又花了数百万元建成这个新馆。

熟悉茶文化的人都知道，吴觉农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中国现当代茶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绿树环绕中的吴觉农纪念馆里亮点多多，比如，1918年，年仅二十出头的吴觉农留学日本，考察了日本的茶叶种植，并撰写了许多有关农业、社会、妇女问题等内容广泛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他写的《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准》两篇长文，引起世界农林学界的重视。要知道在积弱积贫的旧中国，西方国家一直不愿承认茶叶的故乡是中国！

留学回国后，吴觉农致力于振兴中国茶叶经济，维护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改善茶农的生活状况，他撰写的《中国的农民问题》曾被毛泽东选中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教材。抗日战争期间，他负责政府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产销工作，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使中国茶叶的外销一下子跃居出口商品第一位，由此从西方国家换回的巨额外汇，支援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

1949年，吴觉农担任首任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老许指着一大堆材料告诉我：“吴觉农很早就向中央提出改善农民生活，关注农业问题，特别要增加茶农的收入。”他又指着另一张照片说：“这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鲁迅去世后，故居被日侨占住。抗战胜利后，成为吴觉农寓所的一部分。建国后得知国家要建成鲁迅故居，他就无条件地捐出来了。”

吴觉农晚年还主编了《茶经述评》一书，对中国茶叶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准确的评述，被誉为“当代茶圣”。陆定一为《茶经述评》所作的序文中就强调了这个评价，并进一步肯定这本著作是“20世纪的新《茶经》”。“但是来这里参观的有些年轻干部居然不知道陆定一是谁！”老许无不诧异地对我说。

许四海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在物欲横流的喧嚣世界，无疑是崇高的，值得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