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史上的意义首先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的建军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党指挥枪”，也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其次解决了如何把一支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的问题。由此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古田会议前后的组织行为有由“旧”向“新”的变化过程，故本文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模式变化过程为研究对象，剖析变化过程。

关键词：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模式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5-0015-03

一、“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分析与本文假设的提出

“古田会议决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决策文献中的准确名称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1929年12月作出。其主干内容包括如下八个主要组成部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废除肉刑、优待伤兵、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1]（P.165）

上述决议中的八个部分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存在的八个重点问题，笔者重点研究其中的组织、教育、宣传工作，通过这三项工作的前后变化来考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期间的组织行为模式的变化。决议内容本身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即在决议做出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模式与决议后存在差异，而决议本身既分析了先前行为模式与现实状况与发展要求不适应的部分环节，又提出了在决议后的发展变化方向。

首先对于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部分进行内容整理。“关于党内错误思想”有八个主要类型的问题。在单纯军事观点这部分，从内容上看，是过分依赖军事行为或通过战争行为解决问题的思维倾向。从毛泽东对此项的表现内容分析来看：军事政治对立，政治机关隶属军事机关，忽视宣传队的作用，不做群众工作，除红四军外无其他战斗力量，这几条表现重点体现了单纯军事观点的特点。而对比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加紧官兵政治训练、发动地方党和政权批评红军两条，继而作出本文第一个假设：在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发生了由从军事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向军事—社会动员结合的行为模式的转化。

其次是整理整个决议中的解决方法部分，其中提到加强教育这一项措施的有：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八种错误思想均提到加强教育的解决方法；党内教育：重点讨论教育的材料与方法应用；党的组织问题：红军内青年组织工作要对青年做额外教育；士兵政治训练：重点讨论针对士兵政治教育的材料与方法应用；废除肉刑：教育以防止复发。[1]（P.167）

将上述内容重新整理后，将决议对于会后行为模式的引导思路归纳为：重视、强化教育---增加、规范教育材料—丰富教育方法。故笔者在此作出本文第二个假设：在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在党内教育方面有一个数量增多、程度增强的行为模式的转化。

二、军事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向军事——社会动员结合的行为模式的转化分析

（一）1927年到1928年的中国共产党主要行为模式

武装起义行为，即有组织的军事行为。中国共产党在1927—1928年期间组织了大量的武装起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其主要的组织行为体现为武装起义的组织开展。下面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相关行为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进行分析。

首先是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会议的主要决策中有三点在此提出分析，第一是党的现实主要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准备农民暴动；第二是将工人运动与农民暴动结合；第三是武装工人并训练其暴动与巷战。毛泽东在军事斗争问题中批评中国共产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取得的”。

其次，1927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军阀战争宣言》“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

最后，1927年11月9日——1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罗米那兹提出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其中提到两点，一是坚决领导农民暴动，进行全国总暴动的策略，将农村暴动与城市暴动结合，农民暴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杀尽豪绅反革命派”；二是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

由此，从决策内容与领导人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领导机关的领导决策还是实际主要开展工作上，均是倾向于军事行动，对于军事行动非常重视。

综合上述内容，首先在这种极大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遭遇了重大的损失，整个组织遇到了极为严重的挫折，根据多拉尔德、梅尔、米勒的挫折—攻击理论，组织行为在这种挫折情况下，易产生强烈的攻击行为。其次在行为上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军事行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对于军事工作的强调与重视。再次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体主要构成为军队和工人、农民武装部队，群体思维对于军事行动有较强偏好。上述因素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军事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

（二）古田会议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

1.考查的是1930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李立三提出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其中提到农民暴动与主要城市武装起义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在1930年7月平江反攻成功后，7月21日占领长沙，8月李立三提出“整个党组织军事化”的方针：中央机关：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各级地方机关：（1）各级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2）停止正常党组织活动。[2]（P.303）

从上述来看，李立三的主要工作思路仍然是军事中心主义的工作思路，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围绕军事工作进行设计安排，组织的构建服务于军事指挥，建立自上而下的单一指挥系统，便于组织指挥；同时停止其他与军事工作无关的组织工作，一切服务于军事工作。

2.关于对于李立三工作思路的抵制部分。首次出现抵制的是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其次是在军事行动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在1930年6月，放弃攻打南昌，转至安义开始开展群众工作，9月攻打长沙不克后，在与长江局负责人周以粟协商后转而攻打吉安县，10月4日攻下吉安县，并随后攻下周边30多县，同时红一军扩充至4万余人。[2]（P.224）在军事行动的执行层面上，毛泽东、朱德对于李立三主张的军事中心主义的思路进行了有效抵制，并开始将军事行动与社会动员工作结合，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部分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并在事实上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

3.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对于军事中心主义行为模式的部分修正。其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首先是193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案》中提到的扩大根据地和红军内容：“将发展红军、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为第一要务”。[3]（P.225）其次是1930年9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和决议中批评了李立三不重视建立、巩固根据地与扩大红军，忽视大城市广大群众工作发展与组织的错误和党的组织军事化与各级行动委员会错误，确立了下一步的任务为巩固发展红军与积极发动农民进行各种斗争。

从上述内容看，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对于巩固发展红军、扩大根据地的决策，从领导指挥层面上反映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前期军事中心主义行为模式的修正。继而可以看出在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从军事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向军事—社会动员结合的行为模式的转化的过程。

三、党内教育方面数量增多、程度增强的行为模式的转化分析

对该部分的分析，主要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发布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文件角度切入，整理1928年——1931年间发布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文件内容如下：1.煽动：基本任务、基本内容、基本口号、提高群众积极性、秘密工作条件、改善小组工作、扩大群众煽动基础。2.宣传：内部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实施大规模党员政治训育事项、组织成科、利用各种社会团体图书馆、党机关开办书铺、科学文学新剧团体。3.刊物：各种刊物形式、工农报纸行销、墙报图表、传单宣言小册子质量改善、党报定期刊物、工农通讯员、灰色通讯社、小组讲班[1]（P.306）；《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关于反帝工作指示》（1928.7.13），“在党内使党员明了反帝与阶级斗争的关系”[4]（P.829）；《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1928.8.11）；《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1928.10.1）；《中央通告第八号——总的政治路线之正确运用》（1928.10.17），错误解释党的路线与正确的解释内容[5]（P.849）；《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与争取群众》（1929.1.2）；《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1929.3.15），“目前党的主要路线还在反对右倾思想”等[6]（P.870）；《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反军阀战争工作方针》（1929.4.10）；《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6.25），“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等[7]（P.878）；“加紧党内政治教育”：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发展党员政治讨论、研究过去革命经验教训、各级训练班、支部政治教育[7]（P.878）；《中央通告第四十一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1929.7.17）；《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1929.8.13），“对于反对派活动与思想斗争”“严防托洛茨基主义思想”[8]（P.917）；《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目前政治形势下的两大任务》（1929.9.18）；《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目前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工作路线》（1929.11.7）；《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1929.12.2），“党在过去确乏缺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宣传”“现在应该立即矫正”；小册子编写发行、支部会议召开[9]（P.932）；加强党内有系统的教育训练工作[9]（P.933）；《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1930.7.22），引进的新干部与加强党的教育；“加强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成为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10]（P.971）；《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1931.4），健全宣传部、苏维埃机关党报等；各级建立党校[11（P.992）；《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11.1-5），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打击非无产阶级思想、防止忽视思想政治教育、防止空谈、决议与实际结合做教材、过去教育工作不充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与方法、加强对新党员教育；建立健全党报。[12]（P.1050）

从上述文本来看，从1929年6月25日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开始，才专门提及并具体部署党内教育工作。首先提及了“加紧党内政治工作的重要性”[7]（P.878）；其次该决议对于党内教育工作的安排：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方式是理论机关报、党员政治讨论、各级训练班、支部教育；在1929年12月2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再次强调“党在过去确缺乏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宣传大纲”“现在应立马矫正”[4]（P.932）；在后续的具体措施中，又提到了“加强党内有系统的理论教育工作”[4]（P.933）；在1930年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中发布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提到了关于新党员的教育问题与“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10]（P.971）。不仅提到了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更提到了对于新党员的教育问题；在1931年4月21日发布的《中央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的宣传教育工作部署笔者整理如下：宣传机关：苏维埃机关、党校、工农通讯员；宣传载体：机关报、传单、小册子进一步完善了党内教育的体系；在1931年11月1日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对于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之中提到了7项教育的具体问题与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党内教育工作的体系。

据上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宣传教育的决议案内容整理，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模式，在党内教育方面，从古田会议前到古田会议之后，由党内教育工作围绕宣传工作服务的附属地位，逐渐开始分化出其自身的重要性，并逐步完善党内教育体系，发生了党内教育数量增加、程度加强的行为模式的转化。

结论

据上述研究分析，笔者验证了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在行为模式上发生两种转化的假设，即首先从军事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向军事——社会动员结合的行为模式的转化，其次是发生了党内教育数量增加、程度加强的行为模式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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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电报（1930年7月23日） //共 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历史档案资料丛书 （第九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关于反帝工作指示（1928 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15-1937 [M]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5]中央通告第八号---总的政治路线之正确运用 （1928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 编（1915-1937） [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6]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形势与我们党的 任务（1929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 献选编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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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1929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 编（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9]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 级基础（1929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 献选编（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0]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1930年7月22 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1]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1931年4月21 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2]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1日）//中国共 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M].北京：学 习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