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

古代士大夫上给皇帝的奏疏，本不以文章词采取胜。奏疏是写给皇帝的，它不负担向百姓宣传、统一思想的任务，所以必须要言之有物；受书写工具的限制，臣下的奏疏也不能信口开河，长篇大论。做官的士大夫，除了起于草莽的开国臣子，多为满腹经纶的知识人。历代皇朝稳定之后，都要举荐重用读书人，形成稳定的文官集团来理政治国。所以后人在史书上读到的很多奏疏，不仅感到它指陈时弊痛快淋漓，而且为其文采斐然、广征博引、说理透辟而击节赞叹。李斯的《谏逐客疏》、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等都是名篇。

仅西汉一朝，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名士且不论，即便那些不为后世所重，其名并不彰显的人物，因其奏疏留于史册，我们读后仍感到文有可采，人有可风。下面聊举数例，以证斯言。

“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在西汉的历史中，梅福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没有高官显爵，也没有运筹帷幄的庙堂之功，攻城略地的安邦之举，最大的职位不过是小小的县尉，顶多相当于如今的科级公务员。然而《汉书》上竟有他的传记，不为别的，只为他有两篇“上成帝疏”，所以班固堂而皇之地把他列入正史。其身虽灭，其名犹存，其言犹应为后世所铭记。

梅福的“上成帝疏”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即“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这是针对汉成帝不纳天下之言，对言者治罪加戮的恶政而提出的告诫。中国历史上，告诫统治者广开言路，不应以言治罪的言论很多，著名的有《召公谏厉王弭谤》，里面提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厉王一味堵塞言路，甚至用卫巫这样的耳目“使监谤者”，卫巫“以告，则杀之”，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沾沾自喜，自以为能消除谤言而安居高位。三年后，这个用特务监视言者，用刑罚来惩治言者的厉王就被推翻了。

梅福提出统治者必须重视“知识人”（士）的言论和见解，方可补弊政之失：“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他引用《诗经》中大雅的名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明吸引众多知识人参政的重要性。他举出两个例子，说明当知识人面对迫害言者的暴君时，是会跑到敌国发挥所长的。一个是古代的箕子，他是纣王的叔父，在暴君治下身心遭到迫害，性命难保，他佯狂而保命，后跑到周，写成《洪范》这样的著作；另一个是汉初名臣叔孙通，他本是秦人，逃脱了秦国的暴政归汉后，为汉朝制定了礼仪制度。这并非他们叛国背亲，实在是因为暴君治下，“不可为言也”。

统治者欲求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广开言路，奖励那些敢于进言的人，使人才脱颖而出，“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如此天下之士方能砥砺奋发，吐忠言，献良策，使国家充满旺盛的活力。当然，并非所有的言论都可取，其中必有不正确的偏宕之言，统治者当有“言者无罪”的胸怀和气度。汉朝建立以来，有三次大的危机，吕后篡位，霍氏、上官氏两大权贵家族的反叛之谋都危及汉家社稷，其原因都是不能广开言路，止逆谋于初萌所致。

梅福上疏，没有得到皇帝的理睬，自此隐于家中，读书养性。等到王莽专权，汉室衰微，他毅然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了。梅福晚年落魄，终入狂狷一流，逃不过帝王专制时代下层知识人的悲剧命运。

“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

“立德、立功、立言”，古人称之为“三不朽”。官职和名位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历史地位的标准，笔者读史书，见有些人已是宰相或名列三公九卿之位，但其名字仅在别处被提及，却找不到他的传记。无他，盖因其人平庸，没有嘉言懿行或事功建树可被后人所铭记。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如梁任公所言，一个人从孩提时把卷而读，至白首而不能穷尽。历史上为职官者言，所行不过是尽职尽责之事，所言不过是应兴应革之务，当时之政事与今日之政事肯定风马牛不相及，但千年之后，古人针对时政时务所发议论，今人犹觉言在当前，事或有别理却相通，岂非太阳底下无新事，古人之言不可废乎？

贡禹，汉元帝时人。此时的西汉王朝历经数代，离王朝新兴，制度草创之日已远，统治集团已然怠惰，讲究奢侈享乐，渐趋腐败。贡禹上书，历数腐败奢华之弊，列举之事直指皇室。他首先指出远古大治时代的情形：皇室内只有九名嫔妃，养八匹马，宫墙只涂灰泥，木门之类也没有雕刻花饰，皇室所用器物不雕画，打猎的园囿只有方圆几十里，且与百姓共用。税赋很轻，除什一税外，没有其他的赋敛徭戍之役，千里之内的事皇室自己去办，千里之外鞭长莫及，设几个官吏管事——这样一幅远古的大治图，的确令人向往。

汉代开国及后来的几任君主还是较为节俭的，可“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贡禹在奏疏中列举了几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三服官”是专门管理为皇帝及宫廷做衣服的官员，因为作坊在齐地，称“齐三服官”。从前每年不过向宫廷呈送十竹箱衣服，现在专给宫廷做衣服的人就达数千人，每年耗费巨万。专为朝廷制作金银器物的作坊在蜀地广汉，仅此一项，年耗五百万。“三工官”是为宫廷服务的机关，管理宫殿庭园修缮等事务，每年支出五千万之巨，东西织室是为宫廷织造绢帛的作坊，每年也要耗费五千万。贡禹还说，他曾随皇帝到过太后所居的东宫，其赐臣子进食的桌案和杯盏，皆用金银文饰，而东宫奢华之费难以计算。贡禹责问道：天下之民因为大饥荒而死去者成千上万，甚至人相食，宫廷豪华奢靡，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君主口口声声说受命于天，为民父母，难道应该这样吗？老天难道看不见吗？

汉元帝是个不错的皇帝，看了贡禹的奏疏，觉得虽言辞激烈，但还是忠于社稷之臣。于是下令减少宫廷的马匹、粮谷和御苑中饲养的老虎等食肉猛兽，把宜春下苑的土地与贫民耕种，罢免了齐三服官和供宫廷娱乐的角抵之戏，并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

贡禹不是贪恋禄位之徒，不久便向皇帝辞职，要求回家终老。皇帝赞扬他“守经据古，不阿当世”，称还要听他治国理政的宏论，要他保重身体，为国珍重。不久，拔擢他为御史大夫，名列三公。贡禹虽年老，却毫无衰暮之气，在位数年，心系国事，给皇帝上书几十次，言为政之得失。他提出改革人头税（口钱），汉武帝横征暴敛，重赋于民。民生子三岁就要交人头税，不堪重负。又提出裁减大量吃官饭的冗员，皇帝近臣及侍中以上官员不得经商私卖，与民争利。如有犯者免官削爵，永不录用做官。还提出废止汉武帝兴起的以钱赎罪和以钱买官的弊政。

因为王朝是世袭的，言祖宗之恶，揭祖宗之短，向为当朝统治者所深忌。但贡禹追根溯源，毫不留情地批评汉武帝暴政所造成的恶果：有钱可买官，能够在官方文书上说假话，做假账的谗巧之徒可任显职；好勇斗狠，以暴力欺压百姓者使居大位；品德败坏，行如猪狗者，家富势足。当官能够攫取财富才算好汉，干坏事只要获得利益就是英雄，全社会以此为标准，以至于兄弟父子以此相勉励——这就是汉武一朝的社会现实。

曲突徙薪

古人说理，善于取譬设喻，我们读先秦诸子之文，这种印象格外深刻。史书上这种例子也不胜枚举。大将军霍光死后，霍氏家族骄奢不法，茂陵有一个叫徐福的人预言：“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当时的霍氏家族，正当烈火烹油，如日中天之时，徐福能有这种断言，说明他很有远见。他三次上书汉宣帝，建议皇帝抑制霍氏家族的特权，但三次上书，皇帝“报闻”而已，并未引起重视。

不久，霍氏家族因谋反被诛灭。一个权势显赫的家族转瞬覆亡，正应了后人的一句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霍氏覆灭之后，许多揭露其阴谋的人都得到了封赏，但官家并没有理睬徐福。于是，出来一个人为徐福鸣不平，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文不长，录如下——

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

突，烟囱。让烟道拐个弯儿，把旁边的柴草移走，免于发生火灾——这是已经看到危险的人善意的告诫。主人对劝告“嘿然不应”，结果发生了火灾。火被扑灭，主人请客，“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上书的无名氏讲这个故事是要皇帝赏赐曾断言霍氏将反，应抑乱于未萌的徐福。后来，身居闾巷的徐福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十匹绢帛，又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开明的执政者对曲突徙薪者不应该“嘿然不应”（更不要说治其罪），如果改变“天下以言为戒”的做法，更多的曲突徙薪者就会勇于进言，把“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恶行丑事揭露出来，不至于在祸患发生之后，浪费大量的社会成本。所以，还是那个卑微的小人物梅福说得对，“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