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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镶金的童年(四)

2016-06-18佩姬·古根海姆

东方艺术·大家 2016年3期
关键词:劳伦斯母亲

佩姬·古根海姆

16岁那年的夏天,全家正在英格兰度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回到美国后,我终于第一次走进了校园。我就读的雅各比中学是一所位于曼哈顿西区、为犹太人设立的私立女校,当时住在第五大道58街的我,每天上学都要步行穿过中央公园。不幸的是,几周后我感染了百日咳和支气管炎,整个冬季只能在床上度过。那一年,贝妮塔初入名媛社交圈,母亲终日为她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我则饱受忽视。我竭尽所能,独立完成了所有家庭作业,跟上学校的进度,并通过了所有考试。我虽不是个才智过人的孩子,但确实很喜欢阅读,在那段被冷落和忽视的日子里,我读了不少书。入学第二年,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生活。我与朋友组织起一个小小的舞蹈俱乐部,凑钱填补每月舞会的开销。在获得批准可以邀请一二个男孩与我们一起跳舞后,我们列出一份在犹太圈里最受欢迎的年轻男子的名单,并举行了一场像模像样的拍卖会,而拍品就是邀请某位男士参加舞会的机会。我们的聚会放浪不羁,充满欢声笑语,丝毫没有古板保守的气息。

1915年夏,我失去了初吻。当时,有个男孩每晚都会偷偷开着我母亲的车载我兜风,送我回家后又将车开走,第二天一早来纽约上班时再开回来。母亲毫不认可我的求爱者,嫌弃他身无分文。她一直忍耐着没有发作,直到那晚那男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吻我。我们在车库里,他倾身向我,手臂不小心按到了喇叭。尖锐的笛音吵醒了母亲。她用暴风骤雨般的恶言辱骂我们,冲我们咆哮道:“你难道把我的车当成出租车了吗?”于是,我再也没见到这个男孩。母亲曾为此洋洋得意,但多年后事实证明她错了,因为这个毛头小伙儿后来成了百万财产的继承人。

从学校毕业后,我闲来无事便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且开始修读历史、经济和意大利语课程。我的家庭教师露西尔科恩(Lucile Kohn)对我造成的深远影响,超越了我生命中的任何人。因为她,我的人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改变不是立时立刻发生的;它是个渐进的过程。科恩身上充满着创造更美好世界的激情。受她的影响,我逐渐变得激进叛逆,最终彻底叛逃了那个我自小生长、窒息沉闷的环境。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彻底解放自己,在沉寂多年后,她播下的种子最终发了芽,朝着她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方向疯狂生长。

1918年,我找到了一份战时工作:为新上任的军官采购打折制服和其他物品。我得提出采购建议,撰写不计其数的简介卡片。和我一起打这份工的是我的好友埃塞尔·弗兰克,她也是我最亲密的同学。长时间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太辛苦,没多久我就崩溃了。刚开始是失眠,接着又食欲不振。我变得越来越瘦,神经越来越紧绷,我甚至怀疑自己丧失理智而跑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反问我,“你确定自己理智过么?”尽管这回答很是风趣,我仍然确信自己有问题。我看到散落的火柴就会下意识地捡起,半夜里又焦虑不堪辗转反侧,生怕遗漏了某根特别的火柴导致房子失火。即便已将捡到的火柴统统烧光,我仍然担心还有漏网之鱼。绝望的母亲聘请我那过世祖父的护士赫尔布鲁克(Holbrook)小姐照看我。我走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我到处闲逛,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v)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我简直像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罪与罚》中的这位主人公。但在赫尔布鲁克小姐的悉心照料下,我还是渐渐地康复了。其间,我与一位在美国的飞行员订了婚。战时我曾与好几位军人订婚,那时候我们常常招待士兵和水手。

1919年的夏天,作为成年的法定女继承人,我终于获得了财产。母亲非常沮丧,因为她再也不能控制我了。拿到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姐夫的堂妹结伴周游美国。我们从尼亚加拉大瀑布到芝加哥,再到黄石公园,穿越加州,南抵墨西哥,北至加拿大岩石区海岸。然后我们返回芝加哥,在那里我那复了员的飞行员未婚夫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他们全家都是芝加哥人,但我不停抱怨当地的地方主义,没能给准婆家留下好印象。在搭乘“20世纪号”邮轮离开的时候,他要求与我取消婚约。为此我伤透了心,我是如此深爱他,原指望日后他靠做活页纸生意发家,然后就可以娶我了。

1920年冬,出于极度的无聊,我决定去做隆鼻手术。我的鼻形很难看,但是术后它却变得更加难看。我还特地前往辛辛那提求医,而那位号称擅长做鼻子整形手术的医生自始至终都无法满足我“鼻尖像花瓣一样上翘”的要求——这句话是我在丁尼生(Tennyson)的诗里读到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手术期间,当我正被五个带白色面罩的护士围着,痛苦地承受着这该死的折磨,而医生竟突然叫我重新选择一个鼻子的款式,因为他实在没法做出“像花瓣一样”的鼻子。剧痛令我难以忍受,我要他立刻停止,现在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这次失败的手术让我的鼻子肿胀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我在消肿前都不敢回纽约。此后,我的鼻子便成了“晴雨表”,天气不好时就会肿起来,以致我甚至能靠它提前预知下雨。

如果说露西尔科恩是刻意地培养了我叛逆的思想,那么对于我来说真正的解放却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了。

我曾给我的牙医当助手(当时他的护士病了),做力所能及的部分工作,比如开门、接电话,手术时替他拿器械,术后将器械煮沸消毒等,他则支付我一天2.35美金的工资。我还因此窥探到了几位亲友装假牙的“秘密”。后来,对打零工意犹未尽的我又提出为堂兄哈洛德罗艾博(Harold Loeb)工作。堂兄经营着一家风格前卫的书店,就坐落在中央公园车站附近。扫兴的是,我被分配做了书店的书记员,每天下午坐在阳台上负责抄支票,打理各种无聊的琐事。只有店员吃午饭的间隙我才可以下楼,在这段时间卖卖书。当我向店里的常客吉尔伯特·康南(Gllbert Cannan)抱怨时运不济时,他笑着劝慰我说:“没关系,要知道汉密尔顿夫人的人生就是从做厨娘开始的嘛。”

虽然只是小小的书记员,但我每天都会喷香水,佩戴小珍珠项链,穿着整齐地昂首阔步走进书店。母亲不同意我兼这份工,常借口送雨靴来监视我的所作所为。这令我十分尴尬。我那些富有的姨妈也会光顾书店,但她们买书的标准竟然是自家书架的尺寸。每当这时,我便得硬着头皮拿出尺子丈量清楚,确保它们能正好放进书柜。

在书店工作期间我结交了很多作家、画家和名流,他们之中有马斯登·哈特利(Marsden Hartley),我未来的丈夫劳伦斯·韦尔(Laurence Vail),以及雷恩·弗莱希曼(Leon Fleischman)和他的夫人海伦(Helen),这位夫人后来改嫁给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儿子。

当时,劳伦斯正值而立,对我来说,他俨然另一个世界的来客。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从不带帽子的人,任由那头漂亮蓬松的金发在风中飘扬。我被他的我行我素震惊了,同时也深深为之着迷。劳伦斯在法国长大,说英语带着法国口音。他就像是自由不羁的造物,从来不在乎别人想什么。我总幻想和他一同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会突然飞走,要知道,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弗莱希曼伉俪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一次,雷恩带我去见艾尔弗雷德·斯蒂格利兹(Alfred Stieglitz),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欣赏抽象画。我把那幅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的作品来回转了四次才搞清楚该从哪个角度看。大家都被我逗乐了。不久之后,我来到欧洲。那时我还没有料想自己会在这里停留二十多年,因为在当时,我对于探索世界的狂热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事物的兴趣。这种癫狂或许也是遗传自家族。我很快便打听到可以在何处找到哪些艺术品,并想尽办法赶去,就算花费数小时辗转前往一座小乡村只为看一件作品,我也在所不惜。我的挚友阿曼德·罗文格德(Armand Lowengard)是约瑟夫·杜温(Joseph Duveen)爵士的外甥,他是个意大利绘画迷。因为发现我有良好的潜质,阿曼德开始怂恿我学习艺术,还打赌说我永远也读不懂贝伦森(Berenson)的艺术观。这招“激将法”奏效了。我立刻购买并通读了这位伟大批评家的七卷论著。从此以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极力搜索贝伦森的“七点原则”。如果能从一幅画中感受到“触觉值”,我就会欣喜若狂。

次年春天,为参加姐姐黑兹尔和西格·开普纳(Siggy Kempner)的婚礼而返回美国短暂停留的我一见到弗莱希曼一家,便劝说他们搬到巴黎定居。但当时他们拖家带口,少有存款,雷恩又刚辞去了波尼利福莱出版社(Boni and Live right)的总裁职务,要想举家移民既复杂又困难。不过最终他们还是设法来到了法国。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正如他们曾经改变、现在也仍在改变着的我的人生。

通过弗莱希曼夫妇,我再次见到了劳伦斯·韦尔。一天,劳伦斯带我去了无名士兵墓,并沿着塞纳河散步,那天我穿着自己设计的装饰有西伯利亚貂皮的精致礼服。他带我走进一家小酒馆问我想喝点什么。我以为这里和我常去的那种高档酒吧没什么不同,便说要一杯波菲利普鸡尾酒。对于过惯了奢侈生活、从未踏进过街边平价咖啡店的我来说,其实根本不知道在这里能点些什么。

劳伦斯和他的母亲以及妹妹克洛蒂尔德(Clotilde)一同住在靠近布诺涅的高档公寓里。劳伦斯的母亲是一位具有贵族气质的新英格兰淑女。他的画家父亲出自布勒东世家,拥有一半法国血统,一半美国血统。老劳伦斯罹患神经衰弱多年,家人都束手无策。为了不使父亲折磨全家,他们只好将其送往疗养院。

劳伦斯曾无数次渴望逃离这个家。母亲每月给他100美元的补给,考虑到她每年仅有1万美元的收入,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慷慨了。母亲把更多的钱用来支付父亲的医疗费,老韦尔先生几乎住遍了欧洲每一家疗养院。劳伦斯原可以找件本分的差使,但他不甘心。他是个天赋异禀的作家,只不过还没遇到伯乐罢了。

他向我说起租一套小公寓的打算,而那时的我正为自己的处女之身忧心忡忡——对于23岁的我来说,贞操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于是我一面问他是否可以出一半的房租好与他合住,一面偷偷企盼借此良机实现我的小计谋。开始他答应了,但很快又变了主意。再见他时,他告诉我自己租了一间酒店公寓,就在左岸韦尔讷伊路的拉丁广场。那天,韦尔来我住的雅典娜广场酒店找我,之后试图与我做爱,我便立即默许了。当他把我拉向自己,我毫不抵抗,这令他大吃一惊。我抑制住激动,提醒他母亲随时可能回来,他便提议另外找个时间去他的公寓。而心痒难耐的我却立刻扯过帽子戴上准备出发了,于是他只好带我回到韦尔讷伊的公寓内。我猜想他原本并没有这个打算。这就是我失去童贞的过程。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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