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希

东方艺术·大家：你自己有圭山情结？

刘仁仙：圭山情结倒也说不上，我们这一代人对土地的眷恋和我们父辈是不一样的，情结这个词可能还是有点严重了。我们只是很喜欢在那里。不管是画画，还是和老师相处，那边像乌托邦一样的状态，让人放松，对自己的思考提供了更多空间。

东方艺术·大家：参展的这些作品和圭山主题是有关系的吗？

刘仁仙：我这次的作品与平时的创作和圭山的联系并不是很大，可能和自己的生活更密切一点，家庭生活、都市的一些状态对我有影响。圭山对我来说是疗伤也好，换一种思维方式也好，我们是需要这个地方的。

东方艺术·大家：在你的求学和创作过程中，毛旭辉老师对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吗？

刘仁仙：毛老师在我的绘画过程中帮我解惑，有指导和影响，更大的影响是他让我们对艺术有了一种希望，就像一种信仰。他做到现在，他的经历、他的人生让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这样做艺术，我们也可以用艺术去表达自己，这是他用他的事实和实践传达给我们的信仰，证明他走到今天，他的诉说用绘画这种方式来进行呈现，让我们觉得绘画还是有这种可能，这是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在云南这个远离市场的地方，贫穷的地方，是需要信仰去支撑的。相信艺术会让你的内心有个出口，可以用艺术来表达，用绘画来表达。是毛老师让我们拥有了这种相信的力量。

东方艺术·大家：相比生活在大城市的艺术家，你觉得云南艺术家的特点有哪些？

刘仁仙：云南压力小，所以相对逍遥自在。生活成本可能和这边也差不多，但这边有对比，有的艺术家过的那种生活，而你过的这种生活，心里可能会感到不平衡。但在云南不一样，和我们相交的群体相对朴实，不太会让你的内心产生不舒服的状态，在云南思考更多的可能还是创作本身，北京这边的机会还是要多的多，这是没办法比的。一个在市场的前端，一个在几乎没有市场的地方。一个就像是在工厂，工厂的人不会考虑把产品卖多高、去推销，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把这批产品做好。艺术家怎么把自己的艺术创作搞好。可能和在大城市是两种状态。

东方艺术·大家：作为青年艺术家，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刘仁仙：最大的担忧就是放弃，艺术家到最后留下来的不多的原因就是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甚至艺术的瓶颈，自己能否突破和转换，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我最担心的就是坚持。其实，天赋这种东西对艺术家来说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一个人一生几十年都只有那么点时间，对人生的领悟其实差别不大，能用艺术的方式或绘画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都是很深刻的，很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