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寒：燃尽心中的牢笼

XIAO HAN

最终，萧寒决定，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烧自己。

01

2015年12月什刹海剧场的演出现场。

图片提供/萧启仁（台湾）

02萧寒2013年发行的关于东北地域性文化概念的歌曲作品集《不死树》

末日毒瘤乐队的吉他手/主唱萧寒，在1997年沈阳“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的校园巡演上进行了一次行为表演。

他拿着笼子里的小鸟，一边高呼自由，一边将它放飞。学校的领导见状，不惜中断演出，立刻落下电闸。

萧寒说那时候摇滚圈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火，迫切想改变沈阳这座城市。

作为土生土长的沈阳人，萧寒见证了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变迁。虽然萧寒的出生地位于远离工业区的远郊东陵区（得名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陵寝，后被划为浑南区），但这里还是挨着两个重要的兵工厂，沈阳的产业重组对这里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萧寒说他初中时，出租车晚上都不敢去那里，据说青少年犯罪率挺高。到初中的时候，家里人出去还会把他锁在屋子里，担心他学坏。不过和工人家庭不同，萧寒的家境相对殷实，祖上曾经给皇室看守园林，所以有一些家底，父亲有自己的生意。

和工人家庭往往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不同（据说孩子们酷爱打架有可能与此有关），萧寒小学时被鼓励读书，在文艺青年舅舅的鼓励下，学习了古典吉他。但萧寒高三时候叛逆，打架，辍学（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转去中专学美术，但那时候总也调不对颜色，后来去医院检查，他天生色弱。那个时候他已经写歌了，《十字路口》这首歌，反映的就是那时候茫然的心境。不过当时的班主任马忠仁听了萧寒的音乐，说他写得不比张楚的差。

怀穿着音乐梦想，萧寒背着家人来到了北京。但北京似乎很难成为萧寒的归宿，那时候打交道最多的，似乎不是他的音乐理想，而是为了填饱肚子的土豆，蒸土豆、腌土豆、拌土豆、炒土豆，最后吃得人“脸色都像土豆”。

有一年五一黄金周假期，从恒基大厦经过过街天桥走到北京站，萧寒走了半个多小时。站在人流车流穿梭的天桥上，萧寒的朋友对他说，“老萧，你看看下边这些人，哪个人读过《上帝死了》，哪个人听爵士乐？哪个人听摇滚乐？哪个人看书？”面对如此让人感慨的交通洪流，萧寒感觉无所适从。他觉得浮躁。有时候坐个公共汽车，都有要急眼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想组乐队，也一直没组起来。

1996年刚过了小年，萧寒默默地回到了沈阳。刚回来时，沈阳的酒吧还不太活跃，萧寒因为能翻唱英文歌，又在北京闯荡过，在他当时驻唱的新空气酒吧里，很快遇到了意气相投的朋友们。后来在1996年“艺术家的精神聚会”活动的演出中，萧寒组建的末日毒瘤乐队首次亮相，获得满堂彩。

演出现场，萧寒大喊，“我是萨特的朋友”。舞台下有一个摇滚青年大声回应：“那我就是尼采的邻居”。“起哄”的人是当天同台演出的搅水男孩乐队的主场阿白，二人轰轰烈烈地结为战友。虽然音乐风格不同，但这两个乐队，以及其他地下摇滚乐队对于社会的批评精神是一致的。对比他们写的歌曲，阿白会直抒胸臆怒骂麻木的生活—“滚回你的老婆孩子身边去”，而萧寒则会引用猪圈的意象比喻困顿的现实，在歌曲的末尾高唱，“我突然想拱破院墙”。

那时候不光是摇滚圈，整个地下文化圈的人都自愿结合成了战友。萧寒回沈阳在鲁迅美术学院附近租的房子在8层，真正玩起摇滚后，每天楼梯上上下下朋友往来不断。每次办音乐相关的演出活动，来帮忙的很多都是艺术家、文艺工作者。音乐圈的乐手们，很多也在尝试跨界的创作。萧寒就是在这个时候拿起董冰峰借给他的DV，玩起了影像。和音乐作品一样，他的影像作品也多抨击、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慈恩寺》记录了一些人去寺庙祈福的片段，萧寒想说这种祈福是一种虚妄的信念。他镜头里很多人祈福的心态都有问题。

为了给朋友们提供活动场地（当时场地非常有限），萧寒在当时的大西边门房地产大厦东侧成立了嬉皮士酒吧。现在泰康空间展览大厅里的布景，很大程度还原了嬉皮士酒吧的环境。那个等同于现在LIVE HOUSE概念的场地，除了举办乐队，还展览行为、装置艺术。首届沈阳影像展即中兴影像展的放映空间，因为场地紧张，也挪到嬉皮士酒吧进行陈展。

萧寒和朋友们抱着想改变现实的理想，做袖标，发传单，印海报，组织活动，喊口号，抨击现实，穿特别定制的衣服。萧寒的妈妈看到儿子每天这么忙来忙去，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折腾啥。

01

萧寒（右）在大兴安岭地区针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田野录音图片提供/刘桂腾

02

萧寒和他的末日毒瘤乐队成员在2000年的留影

萧寒回忆说，他们全力抨击当时的社会现实，但具体想反抗的东西，他们也说不清，反抗之后的事情，他们也没有打算。说是反抗，不如说是年轻的荷尔蒙遭遇现实的产物。萧寒这些人，尤其是地下音乐人所作的事情，其实更像是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成员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即便是万人演唱会，参与的观众之于整个沈阳，依旧是小众群体。离开他们的受众，乐手们在主流的商业酒吧演出会被扔烟灰缸），他们按照心中模糊的愿景，在城里为数不多的场所里活动。他们最像乌托邦的一点，是资源或者劳动成果的共享，比如萧寒的住所经常接济一些潦倒的音乐人，包吃住，他也经常把自己的设备借出，用自己的酒吧为他人提供演出的机会……

01/02

曾经的嬉皮士酒吧的内外环境，泰康空间“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一间展厅的布置，即借鉴了酒吧当时的内饰

03

萧寒2000年所创办的音乐杂志《大众健康》，原本杂志想介绍报道多种形式的艺术，无奈当时萧寒所经营的嬉皮士酒吧效益不好，资金供给无法支持杂志更多的页数

这个乌托邦当然可能吸纳新成员加入。在那个通讯还多依靠写信的时代里，雪片般寄给萧寒的读者来信的信纸，多印有他们所在的单位名称，比如金杯通用汽车、空军雷达学院，或者撕下来的单线本内页等等，但这个依靠一腔热血的乌托邦是很难持久的。靠着抨击社会赢得的名声，也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小的利益比如带学生、讲课，大的利益比如慕名前来签约的崔健的经纪公司。但也许是因为年轻气盛，大小的利益似乎萧寒都没有处理得太好，他因为做酒吧为帮着其他乐队发展，因为拒绝了崔健的经纪公司提供的筹码（不如自己做活动赚得多），造成了“末日毒瘤”乐队成员之间的漠然。萧寒说，那时候其他乐队也面临着林林总总的问题。

曾经大家那么想改变沈阳这座城市，具体能改变多少，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身处这座城市，大家也都被沈阳改变着，毕竟沈阳经历了市场经济、产业重组、全球化等诸多进程。沈阳或者解构了本来就很模糊的乌托邦准则，或者为那些想奔向更大舞台的乐队，提供了跳板——萧寒的战友，阿白的搅水男孩乐队、付多的死药丸乐队等人都曾先后大胆进军北京。

萧寒的乐队虽然没有解散，但也不再活动。当时如果继续做抨击社会的音乐，还是会获得那些用各种不同信纸写信的观众的掌声与鲜花，但那个曾经在演唱会放飞小鸟的萧寒已经不觉得自己能再改变什么了。曼德拉在南非抗争时的一句话启发了他，他记得那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用艺术表现牢笼，当牢笼破碎了，我们又能表现什么呢？有天，萧寒在日记上写下，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烧自己。

萧寒对沈阳还是有心结，即便结婚后南下深圳打工的两年过得还不错，他还是因为一个音像出版的版号回到了沈阳——他想回去重新录制末日毒瘤乐队的专辑CD（以前录得专辑磁带音质也不好），纪念那段激昂的岁月。但此时的沈阳在萧寒眼中已物是人非。最终专辑的录制，乐队成员并没有出面，为主唱/吉他萧寒伴奏的，是萧寒从辽宁音乐学院请来的老师。那时候其他乐队还继续玩音乐的，也是屈指可数。

沈阳变了，全新的规则让萧寒和他曾经的战友们有些无所适从。他重新开设了一家酒吧大鱼酒吧，又和阿白发起了打算抛砖引玉激励沈阳本土音乐的“北歌运动”。无奈“北歌”这个名字后来被商家注册，提供西餐的大鱼酒吧因为经营不善也不得不关门歇业。萧寒说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去适应全新的规则。他记得以前印宣传单页都很少花钱，现在文案、设计、印刷都要重新接触人。

但萧寒还是在沈阳找到了全新的精神立足点。这源于他为家族重写在文革中焚毁的族谱的想法。2003年后萧寒经多方查证，证明不仅奶奶是镶黄旗，爷爷也是满洲人盛京将军韩恩合的后代（沈阳东陵区满族人比较多）。奶奶还曾和他提起满族萨满口传心授传唱的神歌。这一了解，使得萧寒不自觉地融入了一个比曾经的摇滚乌托邦更“务实”的群体，这个群体致力于挽救濒危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而满族文化的处境有多困窘呢？据说有大部分的满族人，都不会说满语了。

2005年后，萧寒追随民族音乐学著名专家刘桂腾先生进行了一些萨满音乐的实地考察，并且在2008年和刘桂腾老师一起做了系列田野录音。经过在中国东北亚地区的大量走访和潜心研究，以满族为主体考察对象的东北亚民族的音乐素材为萧寒提供了全新的音乐灵感。2014年他推出的全新专辑《不死树》，将那些东北民族老艺人的原始采样，经过电子采样元素和现代编曲的重组，对曾经的地域性文化进行了再表达。

萧寒还针对满族说唱的史诗“乌勒本”进行了再创作。“乌勒本”即满族说部，满语原意为传说，包含大量的民间故事、部族起源、神话等内容（2006年，满族说部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现在很多音乐搭配文字的乌勒本章节都已残缺不全，那些缺少音乐的部分，萧寒按照满族音乐的原有特征和风格为其谱曲，那些只有文字的部分，萧寒则按照所学的满语为其校对和补充。虽然无法复原乌勒本曾经的模样，但他认为这种二次创作本身也是一种传承的方式。

曾经那么喧嚣的沈阳，却机缘巧合地将萧寒引向了一条向心的音乐道路。曾经mukden（沈阳一词的满语）乃至东北大地纯净而又庄严的乌勒本乐章，在萧寒的努力下，渐渐为人所了解。或许在某一天，这些乐章，会以更现代地姿态重新飘扬在故乡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