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木

亲情写作渐成两岸文学创作的一门“显学”，赵刚教授在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的序言里援引陈映真的话“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写作”，对亲情写作容易出现的问题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他对该书的评价“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的书写，而是努力展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似乎也成为对写作者的要求与责任的企盼。倘以此来衡量袁琼琼女士关于眷村及家人回忆的散文集《两个父亲》，未免只能将其归入“私人书写”一类，但细细读来，那些对眷村生活的回忆片段，既是对邻人的观察，何尝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观察；既是追忆，何尝不是对回忆的再度回忆。这位善讲故事的眷村第二代，在狭小的书写空间里表达对眷村生活的颇有个人特色的感受，既具故事性，又去故事性；既具历史性，又去历史性，糅合说书人的起承转合与个体观察者的柔软体悟，虽少有“反省”之努力、大江大海的历史悲情乃至“拒绝遗忘”的铿锵宣言，却在主流叙事的缝隙里蕴发出了几许“异色”与“亮色”。

1949年年底，“国民政府”将“行政院”由四川成都迁往台北，正式宣告大陆弃守，陆续迁台的人员达百万之众。除去少数权势人物，多数军公教人员身无长物，辗转流离。1956年，宋美龄发起“军眷筹建住宅计划”，至1967年结束之时，共建成3万余栋眷舍，分布全台11个县市，据不完全统计，共计888个眷村。五湖四海、不同性情之人在统一规划下共同生活，相互影响、渐融一体，眷村生活的历史悲情难免成为共同经验，袁琼琼引友人之话，“眷村是长了毒瘤的母亲，你不能不爱她，又不能不恨她”，其冲击感可谓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