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历练与演变，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同时置于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之中，充分考虑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同时关照此时期世界宏观经济思潮转向的普适性以及中国经济的特异性，以期为世界范围内解释经济大萧条问题提供有益的补充，为中国以一个更加开放的视野面对世界竞争和全球危机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经济大萧条；统制经济；银本位；银行；货币；统制经济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特异性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017-08

世界经济大萧条历来都是令经济研究者们着迷的课题，理论界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伯南克总结了目前关于经济大萧条的相关研究，他指出“近来最重要的进展还是大萧条的研究重点的转变：从以前强调美国发生的事件，转向比较和分析同一时期多个国家的经历。”①研究重点的这种拓展至关重要，因为更关注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视角从根本上可以提高我们对于经济大萧条核心问题的理解。而本文恰好针对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大萧条中的历练与演变进行研究，将为世界范围内解释大萧条问题提供有益的补充和经验借鉴。

一、近代中国经济的世界历史性

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是回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马克思试图阐释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更进一步，他认为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而且，马克思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④所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历史性而独立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各国经济的发展恰恰是世界历史性的反映。

同样，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进程也符合这一客观规律，具有世界历史性。中国近代经济学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简单延续，更多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是中外政治、经济冲突融合的产物，是中国一步一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要想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我们必须要将其同时置于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之中，充分考虑到发展和转变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经济和经济思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只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科学认识其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

二、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宏观经济思潮转向的普适性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本·伯南克指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这一点常常没有被充分认识到）。”⑤毋庸置疑，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分子，中国同样接受了经济大萧条的洗礼，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信条和政策建议也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发生了类似的转变，中国经济思想也必然随之发展和转变。

（一）西方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潮

回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潮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二是强调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时期。

第一个阶段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以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经济纲领，提倡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完美调节之下，供给就会自动创造需求，经济就能实现均衡发展。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不必要的，政府仅仅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就足矣了。

在此阶段，虽然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曾采取过一系列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但大多是为了应对战争或者保护国内利益不流失于国外，这种“干预”在时间上具有临时性，在广度上也不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经济的战时管制，但这是临时的。战争结束后，威尔逊总统立即取消了该管制。当代学者胡国成指出：“美国战后的经济运行几乎从一开始就自动地恢复了自由放任的方式”。⑥1920年哈定总统的口号为“恢复常态”，意味着就要恢复战前自由放任的状态。哈定本人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在企业中少点政府；在政府中多一点企业。”⑦总的看来，哈定政府以及柯立芝、胡佛等战后历届共和党政府都在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第二个阶段为强调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时期，分水岭即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面对经济大萧条，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一筹莫展，更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思路，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为经济纲领，采取一系列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⑧政府的身份从“守夜人”转变为“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实施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政策，组织公共建设，从而成功地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泥潭。以罗斯福新政为例，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空前强大，新政的主要手段在于运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救济失业人员和生活无保障人员，进一步刺激美国工农商三业的发展，并改革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在罗斯福新政的启发和影响下，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荷兰、英国、比利时、瑞典、挪威及意大利等，普遍采用了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措施，由国家指明经济发展方向。这一转变不仅支持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复苏，还为资本主义国家创建了新的经济秩序，实现了长达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相对稳定，成就了20世纪50—7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由此可见，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市场自动调节的自由放任到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渐加强国家干预的过程，这也是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受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行等严重挑战的情形下，人们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国家的干预完全回到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重新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而占据优势。但是，这并不表明国家完全放弃干预经济，只是在国家干预的范围、形式和程度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到了20世纪90年代，布莱尔等欧美的“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更提出要把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可见，国家干预经济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内在机制之一了。

（二）中国的统制经济⑨思潮

面对世界经济思潮的转向，中国经济如何表现？中国经济思想又将何去何从呢？历史的画卷重新定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灾难深重的时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国家政权总是力图垄断工商业，特别是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产业，如盐、铁等。不但如此，帝王将相消费的各种工业品大多由官府直接经营、雇匠制造。这反映出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制度存在重大差异。而这种集权思想，历经清末、民国一直持续存在。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门户，在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清政府被迫接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由此发生。虽然洋务运动被称为“自强运动”，但其主张归根结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英、法等国家工业化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模式，工业化与私有制天然联系。而洋务运动则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大部分企业由国家独资创办，由政府直接控制，与市场基本不发生联系。但是，由于资金短绌、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这批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国有企业创办不久即遭遇严重危机。1872年，李鸿章无奈之下提出“官督商办”政策。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大批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被改造成为民营公司制企业，开启了中国百余年国有企业改革史的先河。直至民国初年，政府除了在军事工业、金融业、铁路、公路、建筑及电讯业等领域继续投资外，很少再在轻重工业领域办企业。⑩由此看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产生，经历了由“自强”军用企业到“求富”民用工业，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最后到“商办”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近代为什么会出现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占据上风的局面呢？这与中国封建王朝的集权思想是完全相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缺乏实行有效经济政策的能力。而并不是主客上不想控制经济。政府不但没有能力直接控制经济发展的局面，而且连“守夜人”的基本职能也无力发挥，诸如法律和秩序这种政府为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保障形同虚设。

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有一定能力实施一些相关的改革措施。而这个时间段恰好遭遇世界经济大萧条，统制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得以强化。国人开始认识到国际上流行的统制经济应该是加强经济建设、抵御外来入侵的救国方策。由此，舆论界普遍支持实施统制经济，并提出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见解与国民政府的主张不谋而合，因为为了巩固政权，国民政府早已注重并倾向于国家统筹经济发展，只是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持。借此时机，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是掌管财政经济的各部门首长立即对统制经济思潮予以热烈的响应，蒋介石对德国的“统制经济”赞赏有加，宋子文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十分钦佩。于是，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日益高涨，由学者的提倡、工商企业家的实践演变为政府的政策，又因为政府对统制经济政策的采纳更加激发了学术界进一步倡导统制经济的劲头和工商企业家在国家统制下进行经营的热情。

总的看来，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各有其利弊。自由经济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统制经济代表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则是在市场失灵状态下的有益补充。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时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虽已被从西方移植过来，但缺乏自由发展的历史条件，所以自由主义思潮难免成为空中楼阁。近代中国始终要面对外资挤压与官僚垄断的双重压力，还要面对不断的暴力与战争，被动接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洗礼，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在这种严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自由主义思潮确实是不合时宜的，很难赢得国人的同情，与时代的紧迫感与危机感格格不入。？輥？輯？訛美国学者格里德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輥？輰？訛事实上，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统制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有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但是，各级官员利用统制经济之名，大肆扩张国家资本，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统制经济思潮日益遭人诟病。

归根结底，统制经济思潮的盛行是在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这一问题恰恰是人类社会一直争论不休的基本而又永恒的话题。迄今为止，这一探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究其原因，上述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存在着种种缺陷，难以解决人类社会日益复杂而又变化莫测的经济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再次兴起。这一思潮的逆转显然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复兴的思想背景。因为此时，西方各国的经济已经基本走出经济大萧条。于是，当时在国际间英美自由经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互相激荡的大背景下，中国试图在三者之间进行折衷选择。但是争论随时存在，中国的经济思潮亦随着世界思潮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大萧条作为一个有力的冲击事件，不仅对世界经济思潮产生深刻影响，也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潮的变革。

三、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的特异性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理论界对于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绝大多数研究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研究重点集中在西方国家，主要探讨经济大萧条为何爆发、如何传播、怎样治理与预防等等。而身处亚洲的大国——中国，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輥？輱？訛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是仅有的物价没有惨跌反而上涨的国家。杨格指出：“在中国，以银为标准的物价上升了四分之一以上，于1931年后半年达到最高峰。另一方面，在各金本位国家，物价下跌约三分之一。”？輥？輲？訛因此，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比世界上任何重要国家都小。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在这段时期，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短暂的繁荣。1931年9月开始，英镑、日元和美元等货币先后脱离金本位并且贬值，银价在1932年以后也从下降的趋势逆转为上升。1934年美国收购白银政策造成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局面日益严重，中国最终无法逃脱深陷萧条的命运。

综观整个经济大萧条期间中国的经济现实，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在大萧条中的表现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好。？輥？輳？訛当然，这一思路的根基在于仅考察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而将战争、灾荒等其他影响因素剔除在外。日本学者城山智子也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值得特别关注。”？輥？輴？訛

（一）保守性与被动性共存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的基础生产结构和基本生产单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究其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体制，它使得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速度仍然较为缓慢。甲午战争以后，由于进出口商品继续扩大的冲击，同时国内近代工业兴起，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才开始加速。中国自然经济分解的程度，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相对比重关系中可以得到反映。据粗略匡算，到1920年，在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中，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比重约为55∶45，自然经济仍占优势；到1936年二者的比重逆转为42∶58。？輥？輵？訛如果说把商品经济比重开始超过自然经济视为自然经济由深度分解走向解体的话，那么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处于解体之中了，然而这一解体的过程仍然是十分滞缓的。直到1949年解放前，自然经济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然经济是落后生产力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本是经济发展的严重掣肘，但在面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却因祸得福。自然经济的特点在于自给自足，交换与分工的程度比较低，对市场的依赖性比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大萧条在中国的蔓延。认识这一特殊性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并不是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经济大萧条初期即遭受全面的经济打击。

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除了具有保守性外，同时兼具被动性的特点。中国的保守性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有关，而被动性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形态息息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从此逐步在列强的侵略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实行对外开放，以边缘化和不平等地位参与经济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由一种近乎静态的、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且以地缘为基础的封建小农经济逐步走向全球经济。经济关系也因此由静态转为动态，由封闭转为开放，基本上与原来的经济模式根本背离。可以说，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相对“闭关锁国”时期来说，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輥？輶？訛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局却是长期动荡不安的，经济发展不具备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选择依附于英美强国，进而得到英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由此可见，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缺乏自主权，中国对世界经济变化的态度只能是被动接受。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国人对于银价暴跌暴涨的应变性反应。1934年，正当国内专家学者都在悉心研讨银价暴跌对中国的危害并积极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国人却猛然醒悟，中国经济此时面临的问题已经是银价暴涨和白银大量外流。这种情况较之银价暴跌更加危险，将会导致物价下跌以及大批工厂停业倒闭，中国的银本位制度岌岌可危。可见，在世界银价剧烈波动的这一时期，中国几乎都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直至被拖入经济崩溃的漩涡，成为西方国家复兴经济计划的牺牲品。

（二）特殊的货币体系——银本位

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的第二个特殊性质则与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有关。这一特殊性质也可以解释中国如何成为西方国家复兴经济计划的牺牲品，而并不是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经济大萧条初期即遭受全面的经济打击。

从19世纪晚期到1931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世纪20年代早期，金本位制度构成了国际货币关系的基本框架。经济大萧条发生的货币冲击正是通过金本位制度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传导，由通货紧缩引致金融危机，由金融危机引致全面的经济萧条。而中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使用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国家。简单说来，对于金本位制国家，白银只是商品；而对于中国，白银却既是商品又是通货。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树一帜，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经济大萧条相隔离，拥有了实现短期经济繁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不通。相反，由于中国政府缺乏对于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白银贸易之间的监管，中国的外汇交易，即银本位的中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贸易并不受控制。因此，中国的金融市场与世界白银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汇率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银价的冲击。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那么，中国能否控制国际银价的变化呢？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作为一种商品，白银的市场价格受世界范围内供给、需求因素的影响。中国不是主要的产银国，因此无法控制白银的供给。私营银行从事白银和外汇交易，白银进出口数量的变化则主要取决于潜在的利润，因此白银的需求亦无法控制。可以断定，因为中国没有能力控制白银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的供求，所以无法控制白银的价格和进口量。换句话说，此时中国的货币供给类似于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对于本国货币需求和收入等因素变动起反应的内生变量。这使得中国极易受到国际银价波动的影响，从而潜在的威胁必将转化为现实的威胁，国际银价波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市场和物价。

经济大萧条爆发的标志性现象之一是资本主义各国物价低靡。在实行金本位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白银作为一种商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在1929—1933年，世界大多数地方正遭受严重通货紧缩的时候，只有银本位的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物价下跌。相反，据统计，在1929—1931年，中国上海、天津和广州三个代表性城市的批发物价都呈上升趋势。总体来看，中国的平均物价上升了25%左右，显示出这几年出现了轻微的通货膨胀。 探究我国银价下跌、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国际银价下跌的结果；二是我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度，白银不仅是商品还是货币，所以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更加剧了银价的下跌。1929年12月底到1930年初，上海标金价格开始暴涨，金贵银贱风潮爆发。银价的跌落使得中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同时，信用得以扩张。这使中国避免了大萧条最初两年的不利影响，呈现出短暂的经济繁荣局面。

然而，1931年9月以后，西方国家陆续放弃金本位并且让本国货币贬值，企图刺激本国经济复苏。西方国家的物价随着货币贬值而上升，继而国际银价抬高，中国货币的汇率也随之上升。较高的汇率使中国商品与外国商品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贸易逆差增加，同时，外汇输入和国外企业投资下降。中国无法控制国际银价变化，也无法有效管制国际银价变化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银外流和商品价格下跌。1934年6月美国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进一步加剧银价上涨，造成大量白银流出中国。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的牺牲品。直到1935年法币改革取得成功，中国才正式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与此同时又为随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三）银行业的繁荣

经济危机通常肇始于金融危机。大萧条开始后，各国银行业率先成为受害者，致使20世纪30年代初的整个世界金融形势处于极度混乱与极大变动之中。在世界范围的金融体系动荡过程中，中国金融体系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国的金融业以银行、钱庄两业为主体。银行作为新式金融机构发展较快，钱庄、票号和典当等旧式金融机构日益衰落。尤其经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以后，钱庄业先后失去长期掌控的洋厘行市和汇划业务，银行的业务则稳步扩大，特别是在承购政府公债、投资上海房地产和工商业等方面成绩卓著。因此，与西方国家大批银行破产的局面正好相反，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迅猛，且出现双重稳定增长，即新开设银行数量增长和银行存款额同步稳定增长。

首先，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在分析1927—1937年这十年的银行业发展时总结说：“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零六家，占现有银行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之重要阶段。”？輥？輷？訛学者朱荫贵在《全国银行年鉴》基础上，利用其所掌握资料进一步统计得出中国出现首家银行的1896—1937年各年设立和停业的银行数目。统计数据显示，1927—1937年确实是中国银行数量增长的高峰期。而且，与上一个高峰期1917—1923年相比，稳定性明显增强。1917—1923年成立银行131家，停业95家，停业率达72.5%；1928—1935年成立银行129家，停业31家，停业率只有24%。？輦？輮？訛

其次，从银行存款额增长的角度考察，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到1935年的7年里，银行业务发展迅速且稳定，吸收的存款增加了2倍多（见表1）。这表明银行作为新式金融机构，在集中社会闲散资金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综上，中国银行业接受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洗礼，不但独善其身，而且蓬勃发展，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尽管如此，作为中国学者论述金融业的重中之重，国人对中国银行业的批评不绝于耳，如银行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中国农村凋敝的基础上的、是来源于对公债和地产的投机、是依附外国银行的结果、是漠视中国工商业发展的，等等。由此，银行体系饱受诟病。当时中国的理论界认为即使这一体系是建立在繁荣之上的，也只是“畸形的发展”？輦？輯？訛。回到当时中国经济凋敝、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且是深入民心的，虽然有些批评难免偏颇和尖锐。

中国银行业历经经济大萧条，确实逆世界经济风向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这并不说明中国银行业具有隔绝经济大萧条影响的能力。从实质上看，世界银行业发展的潮流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于银行业体系建立的看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银行体系的重建思想以及中国的金融统制思想。如上文所述，由于政府所起的作用有限，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自由市场类型，按其自有规律运作。中国学者杜恂诚指出：“北洋军阀政府在主观上倒是有意控制本国金融业，它曾利用对中国、交通两银行的控制，强令对政府垫款，并滥发纸币。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在财政上受制列强，在币制改革方面无所作为，频繁的军阀战争和走马灯似的内阁变换极大地削弱了军阀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因而这一阶段的金融业仍循着自由市场模式发展。”？輦？輰？訛而世界经济大萧条前后，中国的银行体系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是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共存的银行组织体系，以及一系列有关银行业法律法规的颁布和金融领域中的种种变动如币制改革等。最终，“四行两局”垄断性金融机构体系得以建立，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银行在金融市场独占鳌头。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统制在银行业全面展开，竞争性银行体系的发展被中断并逐步进入政府主导的轨迹中，中国的银行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可能。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特殊性

根据世界经验，很多国家都是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走出经济大萧条的。但是，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关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解决财政困难，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货币政策也是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才在支持经济发展层面有少许表现。由于此间中国的财政政策受政治环境影响较深，本文探讨货币政策的特殊性，主要想阐明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整个大萧条期间，尽管货币政策缺位，但是中国的货币供给却是不断增长的。？輦？輱？訛

以托马斯·罗斯基的统计为例，他列举了1910—1936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估计。他将中国广义货币供给M2的估计划分为银、铜、纸币和银行存款四块。从1929—1936年，银的数量变化主要体现在1934年美国购银法案后数量减少；铜的数量不断减少，但变化幅度不大；纸币和存款则不断上升。最终，广义货币供给从1929年开始依次估计为5 253.6、5 915.9、6 139.8、6 427.4、6 816.4、6 925.8、7 569.2、8 573.8（单位为百万元）。？輦？輲？訛可见，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的货币供给是不断增长的。？輦？輳？訛

那么，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为什么会增加呢？我们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整个经济大萧条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体系包括政府银行、私营银行、钱庄和外国银行，它类似于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自由银行制度。1935年11月以前，中国没有起实际作用的中央银行，金融活动为自由金融业操纵。私人银行保证其发行的钞票能自由兑换成白银，而政府不提供明确的存款保险。与美国提供最后信贷保险的保障体系对照起来，自由金融业使中国银行的业务责任比人们所期望得到的“最后保险体系”更为可靠。？輦？輴？訛

20世纪30年代，中国实施的各种政策规定都是有利于货币扩张的，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和吸纳存款，这与在大萧条中金本位国家因银行倒闭而导致的货币紧缩形成鲜明对照。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前，银行发行纸币有100%的准备要求，其中包括60%的白银、黄金和外汇资产，以及40%的证券形式资产，针对存款没有储备要求。在1931—1935年，银行储备对纸币的比例大约为35%，银行维持这个比例的主要资产是政府债券。20世纪20年代早期，华资银行活期存款的现金准备率约为11%～18%，到30年代则减少至6%～8%。这些规定和做法都放大了中国的货币乘数，而没有像金本位国家那样出现显著下降的情况。？輦？輵？訛

通过描述中国金融深化的过程，托马斯·罗斯基认为这一过程“使中国经济即使没有政府有目的、有效率的稳定性货币政策，也足以免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萧条带来的恶果。”？輦？輶？訛同时，他也指出：“讽刺的是，这些非常发展在使中国克服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不稳定性冲击的同时，却也为几年后以恶性通货膨胀造成国内的不稳定提供了机会。”？輦？輷？訛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竞争性银行体系确实带来了货币扩张，但其中有一部分扩张并不是银行体系自身竞争带来的，而是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内地资金向城市集中的结果。因此，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原因是多元化的。

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显著后果在于推动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以良好的比率不断增长。但是由于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非常低微，因此对于总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大的。杨格指出：“现代式工业、运输和交通只不过提供国民总产值的5%。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提高，取决于在经济中占压倒比重的农业和传统部门是否提高。”？輧？輮？訛尽管如此，对于道尔拉斯·斯·鲍岳甫认为二战前十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的观点？輧？輯？訛，阿瑟·恩·杨格是持反对态度的。杨格认为：“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记录突出地比大多数其他国家强得多”？輧？輰？訛。也有其他经济学家评论，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只有具备“特殊环境”的“少数国家”才能取得类似成果。？輧？輱？訛

四、结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在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独善其身”。一个经济体发生危机可以很快地蔓延到其他的经济体中，进而引起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灾难，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海啸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我们的研究还仅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经济体或国家而没有全球化的视角，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不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要求，也就无法解释和解决现实出现的经济问题。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近代中国经济的世界性被强化，中国的经济思想趋同于世界经济思潮的转变，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其特殊性质而与世界经济表现迥异。这样的异同对比，有利于帮助我们透过表面现象，更加深入地了解经济发展的本质。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是世界从来没有遗忘过中国。不管是被动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主动参与世界经济运转，中国都应该以一个更加开放的视野面对世界竞争和全球危机。因此，重温经济大萧条的训诫，并且密切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从中学习更多关于经济运行的知识，这种做法确实大有裨益。

注释：

①⑤本·伯南克著，宋芳秀、寇文红译：《大萧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第3页。

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540页。

⑥⑦胡国成：《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34页。

⑧关于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请参见宋丽智、邹进文的《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载于《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6-138页。

⑨相对于自由经济而言，“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并不完全一致。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一，“统制经济”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补充或纠正现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而“计划经济”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根本改造；第二，“统制经济”只是强调经济活动中的某一部分（主要是生产方面）计划，而“计划经济”则是对所有的经济活动统加干预。

⑩邹进文：《清末公有企业改革研究》，载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76页。

责任编辑、校对：齐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