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

未来，中国的储蓄率很可能进入一个下降期，因此不能因为储蓄率高就可以放松对债务风险的警惕。

许多年以前，中国畸高的储蓄率还是政府的心腹大患，被当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顽疾。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反转，在目前债务压力大的情况下，储蓄率高又成为债务不会爆发的一个屏障，并由此与西方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储蓄率高，所以债务高也属正常，政府宽松政策的余地和空间还很大，所以不会爆发债务危机。

有人近期撰文认为，我国的债务GDP比率在去年年底已经达到250%左右，这一数字是在储蓄率高企的背景下产生的，我国的储蓄率连续二十年维持在40%以上。并且，储蓄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经济体各部门。该文认为，我国高债务率的原因是高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高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如该文所讲的，居民是净储蓄者，企业是净借贷者，从而形成了高储蓄率呢？

笔者手头没有很详细的官方数据，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包括居民储蓄占比也难有官方信息。引用2014年4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论坛讲话中的内容发现，事实上，中国高储蓄率并非是居民储蓄过高，而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过高。

吴敬琏指出，中国最近几年的储蓄率在50%左右，居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中国储蓄主要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而不是居民储蓄，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增速非常快，从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时间，中国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居民储蓄没有变，占GDP比例大概1992年是20%，2012年还是20%，而政府储蓄翻了一番，从4.4%升到了9%左右，企业储蓄也翻了一番。

国务院研究中心证券研究室范建军在其文章《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最近20年总体呈下降趋势——由1997年的最高68.6%下降至2007年的最低58.2%。这说明，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此期间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因此“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是导致我国储蓄率总体偏高的重要原因”的结论是正确的。

如果将储蓄率的历史数据与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历史数据进一步比较后会发现，两者的变动趋势正好相反：在过去20年，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国内储蓄率则总体呈上升趋势。

尽管我国国内储蓄率从纵向看总体呈上升状态，但若分阶段看，上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78—1994年，为温和上升阶段；1995—2000年，为温和回落阶段；2001—2008年，为快速上升阶段；2009年至今，又转而呈温和回落状态。国内储蓄率之所以在过去30多年，在上升趋势中呈现出上下起伏的变化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在此期间也大致经历了一个和储蓄率相同的变化过程。

截至2015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较2011年底增加10万亿，其增速比名义GDP增速高了10个百分点。以调整后的机关团体存款（扣除社保结余等）的变动值来衡量政府储蓄的增加值，我们发现，2012至2014年每年增加的政府储蓄占GDP的3.2～3.8%。政府储蓄大量增加，而不是将收入更多地用于开支。政府一边收取大量税费，一边大量存钱，此种现象在各国财政历史上极为少见。政府储蓄意味着大量资金闲置，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和资源浪费。增加的政府储蓄是财政支出的漏损，进入实体经济的支出远低于账面支出，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致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对于中国企业和政府一边高储蓄，赚很低的活期利率，同时又以高利率去借债，这是什么原因，目前没人能够解释。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企业的盈利状况分化很大，有些效益好的企业就去存款，比如房地产企业等，而有些效益差的企业就只能高息借贷了，比如钢铁煤炭过剩企业，仅仅山西一个省的煤炭国企负债竟然超过万亿。

如果说中国的高负债，并非居民高储蓄，而是企业和政府高储蓄的话，那就意味着目前的高负债更加不必担心，因为中国目前的高负债，只是存在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只要用他们的储蓄去还他们的负债就可以了。

但是笔者认为可能没这么简单，一个是企业的效益不同，一个是在政府之间，也存在负债不平衡的问题，比如东部省份经济发达地区，负债就可能较轻，西部省份经济欠发达，前期投资过快，负债较重。这就不能简单的把东部的储蓄调过来去归还西部的负债，或者把效益好的企业的负债调过来去归还效益差的企业的负债。

另外，我们发现，这些储蓄过剩的部门基本都是国有部门，比如政府和国企，包括其他团体，这些储蓄怎么来的呢，显然是最近十多年经济发展较快，财政收入加上以前一些不合理收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而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厉行节俭，反腐倡廉，加上经济再次下行，国有部门的庞大收入就沉积下来了。

未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国有部门获取收入的能力在下降，他们的储蓄必将逐渐减少，中国的储蓄率很可能进入一个下降期，因此不能因为储蓄率高就可以放松对债务风险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