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思考

当下，人们对深改的预期日益强烈时，我们也许可以用少许剖面，去回顾那段跨越1993- 2003的改革历程。

清理三角债的挫折

“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当付而未付的拖欠货款的俗称，是企业之间拖欠货款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通常由甲企业欠乙企业的债，乙企业欠丙企业的债，丙企业又欠甲企业的债以及与此类似的债务关系构成。是一种无秩的开放的债务链。

企业之间的资金拖欠若波及面太广，规模过大，则会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同时也会冲击银行信贷计划的执行。巨额的未清偿的债务拖款使企业或不能进一步向银行申请贷款，或难以申请到信贷；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陷入债务死扣之中，每一个企业既不愿意偿债，它的债权也无法得到清偿。

清理三角债在1991年和1993年各有一次，强行注入的资金不少，中央和地方政府下的决心和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结果却令人沮丧。可见在经济低迷时，试图清理有毒资产，哪怕有再大毅力，也可能越清越多。

当下中国，也需要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封闭有毒资产，等经济企稳甚至重新进入繁荣周期之后，再回头清理有毒资产也不迟。

汇率双轨制的合并

1994年初开始，央行合并了人民币多重汇率并行的尴尬局面，并令汇率重估一次到位。这次改动比2005年7月和2015年8月的汇改动静大得多。但毋庸讳言，1994年之后，原本相对市场化运行的外汇调剂市场陆续关闭，仅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以及外资外贸企业的外汇，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迅速向央行集中，中央政府积累外汇储备和调节汇率的能力空前强化。1994年的汇率并轨和金融学上的汇率市场化差异巨大。

幸运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强行积累的外汇储备和汇率干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底牌更多。当下中国也在试图处理汇率问题。央行对人民币尝试市场化重估的努力无疑是必要的。

但2015年8月11日至今，人民币汇率十分有限的波动仍然引发夸张的轩然大波。这显示国内外投资者对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依赖惯性和浮动恐惧，以及对中国央行承诺的非理性期待。市场必须接受人民币逐渐重估和浮动的进程，舍此之外并无出路。

财政包干制被打破

1994年初，财税改革迅速启动，财政包干制被打破。

事后看，这次税改的结果，一是GDP蛋糕中，财政的汲取能力大为增强，财政收支占GDP比重的持续攀升；二是财力上收，事权下放，使诸侯向中央的讨价还价能力大为弱化，财政转移支付日益重要；三是初步厘清了税、费、债的框架，以及国税和地税两大体系。这种集中财力、加重税负、削弱诸侯的做法，在推进过程中，会被多大程度上视作市场化改革呢？事后看，该框架的确立，对后续经济体制改革有非凡意义，例如重大基础设施的落地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都需要强大中央财政作后盾。

分税制改革一举摆脱了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财政联邦制的可能性，使财税收入迅速向中央集中，财政收入与GDP比例不断上升。最大优点在于避免了中央财政的破产，最大缺陷在于强化了财力上收，事权下放。

近年来，随着楼市供求失衡和土地财政的枯竭，地方财政危机逐渐暴露，十几万亿巨额地方债务本身就是对上一轮财税改革的反讽。应当警惕的是，当下仍有对扩大财政刺激的期待。

现在中国财政仍应侧重重建，而不是赤字刺激。尽管地方债务在重新置换之中，但地方必须有自己可靠的税源；中央和地方必须整合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将保障水平维持在和国力相称的水平；未来政府税收的主体必须从企业生产转向居民消费、从流转转向所得。现在离形成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财税框架，还相距十分遥远。

国企脱困战

国企逐渐进入困境，是1995年之后，1996年山东诸城对国有小企业进行了以卖为主的彻底改革，出了个“陈卖光”书记。对以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的诸城经验，决策层有鼓励，也有不能一卖了之的暧昧。

随后1998- 2000的国企三年脱困战，是一场艰巨的关停并转去产能、下岗待业去冗员，银行大量贷款注入，一心想要把国有企业尽量搞好。付出了重大社会、经济、金融代价的脱困战最终无路可走，只能走向市场。它催生了中国特色的产权交易市场，加速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也催生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脱困战到市场化仍经历了代价沉重的、漫长而痛苦的进程。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必会为其一生中的重重坎坷刻骨铭心。

以此为鉴，当下缺乏强烈危机感、缺乏深刻共识的国企改革，也必然会在重雷区中艰难撞冰，再图破冰。

产能去化、政府采购、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等都似乎在形成新一轮潜在的国进民退。在产能去化中，被率先去化的可能是私企或者地方国企，而大央企却更大；政府采购和PPP都变相成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政府官员非常害怕和私营企业打交道，害怕被扣上利益输送之类说不清的麻烦。人们观察到的国企和私企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加深。

中国加入WTO

谈判当然曲折，中央部委和地方观点杂陈甚至尖锐冲突，斥责加入WTO为卖国的声音也不少见。如果总是强调重大改革需要成熟的时机，那么，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低迷，企业亏损面广，银行体系岌岌可危，加入WTO的条件恐怕基本不具备。但事实上，中央顶住了巨大压力。

正是中国入世，使得中国抓住了次贷危机之前最后一个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窗口期。开放的压力也带来了改革的动力。对中国而言，任何时候进行方向正确的改革，都是必要的，不应以条件成熟预期作为回避，推迟改革的借口。

回顾改革，是为了更坚定的走到市场化之路来。如果不做出这样的选择，经济就会走向生死存亡的关头。改革对中国而言，甚至是一场生存或死亡的宿命。观照当下，何尝不是如此。只要我们还走在改革开放之路，还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终必然毫无选择地走向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