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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杨绛的“念想”

2016-06-13柴爱新

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20期
关键词:念想钱锺书苏格拉底

柴爱新

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位文化长者在晚年经历丧夫并丧女之痛之后,又走过了18年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季康告别人世,享年105岁。而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杨绛。杨绛身后,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她和钱锺书的往事,而一直萦绕在笔者心头的困惑是: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位文化长者在晚年经历丧夫、丧女之痛之后,又走过了18年。杨绛、钱锺书夫妇的几位友人,在为笔者解惑时,言谈中无不流露对这两位老人的尊重和温情。而“不必透露姓名”的嘱咐或是因为对逝者曾经的承诺。

钱锺书曾经嘱咐好友,在他去世之后,不接受采访,不谈关于他的事情,别人说任何关于他的事情,都不作评论。

杨绛引以为傲的“我们仨”,因1997年早春钱媛去世以及1998年岁末钱锺书去世而变得残缺,高龄的杨绛仍然保有独立的思维,她自由地写作并极力捍卫钱锺书的荣誉。

“作为一位智者,这是她传递出来的生活态度。”一位受访者说。

钱锺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走到人生的边上”的杨绛于百岁时曾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翻译“天书”以求“忘了自己”

1998年底,88岁的钱锺书去世,彼时杨绛也已经87岁。她身边的人都认为她撑不了太久,杨绛自己也这样想。她走路需要人搀扶,没有人扶的时候,就要扶着墙。

杨绛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是翻译被称为“天书”的《裴多》。原著是希腊文,杨绛是从英文转译的。钱锺书生前曾很希望这部作品有中文版。

《裴多》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狱中服毒之前,跟朋友们讨论生死以及灵魂的“聊天记录”,由裴多·向伊奇整理所得。

朋友们都没到“另一个世界”去过,所以当他们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要先去,难免悲伤。可是苏格拉底却很平静,甚至很愉悦。

他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他既然一辈子只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一旦他认真学习的死到了眼前,他倒烦恼了,这不是笑话吗?”

在这本书中,苏格拉底用他雄辩的思维和谈吐告诉朋友们两件事:死后灵魂继续存在;灵魂最后还是要轮转到一个新的生命里。

在《裴多》的译后记中,杨绛写道:“我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于对文化的信仰上安放灵魂

对文化的信仰,不仅帮助为人妻、为人母的杨绛舒缓失亲之痛,还曾在其生命的前半程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20世纪50年代,杨绛为了避免写文章带来麻烦,开始“遁入翻译”,她在50年代翻译了《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在60年代和“文革”期间翻译了《堂吉诃德》。

“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罚去打扫厕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绛却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

“三反”运动中,杨绛遭到学生“控诉”,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向她,杨绛却“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第二天起来,还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别人怎样逃避她。

2007年,96岁的杨绛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在前言中她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 杨绛说,年轻时她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于是,她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钱先生在用功之余,兴之所至,顽皮淘气,嬉笑怒斥,大有艺术家的脾气。杨先生则冷静认真,一丝不苟,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得仔细精密,道地是一位科学家的性格。” 钱锺书生前友人高莽,在文章中如此描述生活中的这一对传奇夫妇。

世上有些事情,生前身后都躲不开。钱钟书去世之后,社会上出现一些质疑的言论,甚至还有一个“反钱学派”。

“还有一些对生活细节的描述都违背了真实。”受访者说,“钱锺书在别人眼中是学者,但在她的眼中是爱人,她要捍卫他的荣誉。”于是,杨绛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

她说,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生活中的杨绛通情达理,随和,不极端,但是遇到与原则相悖的事情,她绝不动摇。在钱锺书离世后的18年中,杨绛深居简出,散步也只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盛名之下一直与外界刻意保持距离。但一旦出现于钱锺书名誉不利之事,她会毫不犹豫地发声。

2013年曾曝出消息,逾百件的钱锺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要被拍卖。其中包括钱锺书于上世纪80年代与香港一杂志社时任总编辑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杨绛获悉,马上致电香港朋友表示不妥。 她发表声明称:“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钱锺书去世前嘱咐好友“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搞纪念活动”,他说“人是不需要纪念的,他随时都在。”

杨绛的念头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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