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边城》中的诗化手法

2016-06-13沈德康

参花（上） 2016年6期

摘要：《边城》是中国现代抒情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与文本所具有的浓浓诗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边城》的“诗化”气质是由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叙述方式等方面共同营造的结果。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诗化

1934年，沈从文写出了其最富有魅力的中篇小说《边城》。小说的故事凄美、单纯，语言质朴、清淡，整个故事诗意盎然、人情浓郁。因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边城》已翻译成多种外文文本，受到世界文坛的青睐。一方面，《边城》吸收传统小说技法，运用白描、双关、情景交融等手法赋予了故事别样的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作家博采众长，吸纳了鲁迅等人的乡土小说的神韵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观念，大胆创新，运用边地鲜活的方言、口语，通过反复叙事等叙述技巧，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明显的诗化、散文化倾向。

沈从文早年只上到小学便投身行伍，没有受过系统而扎实的语言训练。为了寻求一种“全然的独立”，他只身来到京城，凭着满腔的热情与倔强，以一只秃笔在凶猛的城市默默打拼出一条文学之路。沈从文起初受周作人、废名、鲁迅以及一些外译小说的影响，笔法简拙，情感稍显轻浮，大多作品表现其家乡湘西一种蛮荒而自然、原始粗砺而又生机勃勃的社会状况。及至1928年之后，其小说日渐成熟，有意识地围绕“湘西”构建起一个浪漫而玲珑的文学世界[1]。

沈从文的《边城》气氛清新、温暖，笼罩在一片和谐而纯粹的诗情中。在《边城》之前，鲁迅以其《朝花夕拾》等回忆幼时乡村印象的叙事体散文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而其后废名的湖北乡间、芦焚的果园城都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乡土视角。作为“京派”代表的沈从文，其小说代表着“京派”作家典型、同一的思想观和美学观。根据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京派是文学研究会滞留北方，始终没有加入左翼文学联盟的分子”。又据“京派”对左翼文学的批评，说他们“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与“情感主义左倾”[2]。由此可见，“京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在艺术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当然也就不会写左翼作家那种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从阶级立场出发的“革命”之作。而更多的京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描摹社会人生，用爱与美来美化人生，净化道德，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个人情洋溢、和谐圆融的“世外桃源”。沈从文自己就说，“他要将文学的‘希腊小庙建立在政治漩涡之外”。由此不难理解，其小说的唯美倾向与左翼文学“积极改造现实”产生的矛盾，以至走到不同的方向。从艺术上讲，《边城》作为沈从文的最佳作品，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

《边城》用浪漫包裹现实，以饱含诗意的语言和散漫而自然的结构为主体，用模糊飘滑的象征，活泼生动的口语、方言以及反复叙事的技巧交织成一片清幽、渺远的气氛。就像蒋京宁对“京派”概括的总体意象为“树荫”一样，《边城》宛如一块“浅蓝的水晶，有着圆润、婉转的形状”。《边城》是一块蓝得悲哀、圆得可人的水晶，在充满乡土气息的“树荫”下由一个伤凉的梦幻化而来。

“沈从文的笔特别甜，墨特别饱”，《边城》语言在自然中饱含着作家的独特用心，慢慢咀嚼之后顿觉余香盈盈，意韵渺远。而这样的效果主要源自小说无穷的诗意。这种诗性超越社会功利的范畴，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审美要求。

下面将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对《边城》“诗意”的来源及其产生的美感作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来讲，《边城》的诗意体现在人物对话的蕴藉、活泼以及气氛浓郁的景物描写、风俗描写上。

《边城》第九节写到祖父进城后回家少了酒壶，翠翠就说：“爷爷，你倒大方，请副爷同船上人吃酒，连葫芦也吃到肚里去了！”翠翠的夸张一方面反衬出祖父的豪爽大方，一方面也微微透露出自己对爷爷晚归的埋怨。接着，二老送酒葫芦来。祖父为了撮合二老和翠翠，便站在岩坎上喊“翠翠，翠翠，你上来歇歇，陪陪客！”翠翠因无人过渡，本打算上屋，可爷爷这样一叫喊，她反而不去了。

翠翠为什么就不上去了呢？最好的解释是：翠翠担心爷爷的老实和简单使二老误会。翠翠认为她和二老的爱情应是一种自然的事情，倘若她立刻去陪二老，她的这种“配合”将掺进一些虚伪的成分。所以，翠翠不去陪二老除了少女的羞涩外，更多的是翠翠那微妙的质朴的爱情观。

翠翠不去，老船夫就开始和二老聊了起来。老船夫一味地称赞二老，“二老，这地方配受人称赞的只有你，人家都说你好看！‘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全是特为称赞你这个人好处的警句！”这更就显出了这老头子的憨厚几近于傻了。在渡二老过溪时，船一下子撞到了岸上，可以看出翠翠与二老在一起时的心慌意乱，说明她知道这个人就是二老，而且她也喜欢二老。可是，作者用“陌生人”三个字来代替“二老”，这样委实写出了两人爱恋的含蓄、蕴藉。[3]38

沈从文曾说，“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语言太多了”[4]167。《边城》里的人物对话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表面上平白简单，但实际上作家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和加工，把人物内心的冲突转折与浓浓的感情从容不迫地渗透到了人物的话语中，仔细品味起来煞有意味。

再如《边城》第十五节老船夫回答孙女的问题。“爷爷，谁是第一个做这小管子的人呀？”老船夫道，“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边城》的不真实之一是沈从文没有给他的典型人物配上恰当而合乎身份的语言。但事实是沈从文仅仅想建一个“希腊小庙”，把乡村生活看成高于城市生活的人生形式，“向原始文明淳厚朴实的乡村唱一支美的哀歌”。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老船夫的确说不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但作为小说，对现实描摹的逼真程度绝不是确定小说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像《边城》这样代表山水风物、人性民情诗意化特征的小说作为一种理想的乐土定有其独特的艺术取向。

除了对话，在单纯的语言上，《边城》的诗味更体现在小说中那些饶有韵味的景物描写和风俗描写上。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由于交代环境的需要，环境描写的段落较多。例如第一节某一段叙述：“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文字虽简短，给人的印象却是那么新鲜而明媚。首先，它交代了翠翠身边的具体自然环境：有山有水有竹，且深翠可人，一个“逼”字，完全写出了那一派生气与清新。接下来，小女孩的名字又被他的祖父“拾取”而来，“翠翠”两字，自然而随性，浸洇着亲近自然的浓浓诗意。

在描写翠翠外貌上，“翠翠在风里长养，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俨然一个小兽物。”不难看出，沈在描写上总喜欢让有关人的事物和自然发生联系，使两者相互渗透，互相交糅，把人的性情赋予给黄狗、山水，让人的品性染上大自然的特质。这样就使得物我一体，生出许多微妙的情调、意绪。“移情作用替宇宙造出一个灵魂，把人与自然的隔阂打破，把人和神的距离缩小”[5]。从中国古典诗学来看，我们的先人有深于取象、精于意境的古典美学传统。情境交融、寓情于景、托物言志作为一种传统的表达手法承袭了几千年，对我们这泱泱诗国来说，《边城》语言凝练、简约、清寂的古典味儿，正是这一传统的诗性特质在小说中的发扬。

其次，从叙述的层面来讲，《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

“起伏很小，有时完全散文化了，没有高潮，没有戏剧性的场面”，这是80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的评述。《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比如，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

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在“散文化”过程中，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另外，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

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3]6。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例如第二节第四段，从“不拘谁个”到“这人”，再到“大哥、副爷”，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之类的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

而在《边城》里，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具体来讲，《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另外，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以求凸显出来。

反复叙事作为《边城》的一个有力的叙述方式，正如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所说，“因为靠了它（反复叙事），才制造出相对静态的‘环境和‘风物，其牧歌情调（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诗性”的体现）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3]99-100

《边城》“诗意”的第三个来源是从修辞层面来看，其存在的多个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事物。而正是“象征”使小说主题凸显于文本表层，使整个故事意趣飘忽不定，产生无尽的“空白美”。就主要的象征来讲，《边城》里有如下几个：白塔，梦中的虎耳草，咬人的大鱼，陪嫁的碾坊，渡船。不过，我甚至觉得那条清澈的小溪都有象征味。所谓“象征”，按王希杰《汉语修辞学》讲，“象征，就是不直接描绘事物，而根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借助于联想作用，虽然只说乙，但可以让人想到甲。”[6]具体来讲，《边城》的第二句话就写到“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而在其最后两节写到了白塔的倒塌和重建。白塔这一形象的首尾对照并不是一种偶然事件。根据小说里粗略而简单的提及，可以肯定白塔象征着“边城淳厚质朴的民风”。作为西方现代派惯用的技法“象征”，沈从文早年因读外译小说而受到其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所言，“渡船跑了，白塔坍塌了，这意味着诗性人格在现实面前所遭受的重创，边城所象征的乐园的倾颓，也提供了新生的可能性，翠翠虔诚地等待，二老‘也许明天回来，而白塔的重建都暗含希冀。”[3]97另一个具有典型象征意味的是“梦中的虎耳草”。二老的歌声浮起了春心萌动的翠翠。在宁静的夏夜，翠翠梦见自己攀上陡峭的山岩采摘崖上的虎耳草。类似的叙述不止一次出现在作品中，其他地方也几次提到“虎耳草”。特别是那梦，沈从文以弗洛伊德式的思维揭示了翠翠内心的真实想法：她爱着二老，而那爱又是那么清晰、执著，那么柔弱、无力。所以从这点出发，可以把“采摘虎耳草”这一梦幻的事实理解为“翠翠对爱情执著专一地追求”。而虎耳草，很明显是对“美好爱情”的象征。另外一个与爱情相联系的是“咬人的大鱼”。“咬人的大鱼”也多次出现在祖孙二人的对话里。“咬人的大鱼”这一语汇来源于翠翠首次与二老的会面。而后来的多次引用皆与二老和她的感情（或者说是“婚姻”）相联系。所以，“大鱼”这一形象也可象征“爱情”。至于陪嫁的碾坊和小溪，其象征意味不是那么浓厚。但粗略来讲，对翠翠而言，“碾坊”象征“爱情途中的障碍”。而那清澈的小溪我以为是象征“纯洁、柔顺、美丽、善良的翠翠”。

象征作为一种含蓄、蕴藉的修辞手法，在《边城》里主要有两个普遍性的作用。

首先，它使小说的主题凸显了出来。据赵圆《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展示着‘健全的生命形态，但由于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荒僻的边城有‘雄性的人性，而上流社会里却是‘人性的荏弱，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构筑，就是依赖于‘人性批判，他的批判武器是‘美，而‘美就是善，从而透露出对于‘善恶的真正关心。”《边城》第二节写当地的妓女时这样写到，“这些人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的稍显偏颇的评价，于是，朱光潜这样评论到，“《边城》是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段沉忧的隐痛。”[7]压迫也好，隐痛也好，《边城》事实上是作家对家乡淳厚朴实的人情、健美淳朴的风气、清宛幽怡的山水的诗意化追思，表达了对家乡的一片深情和挚爱。小说描绘的“人情美”虽说有些脱离现实，对人物性格也有些诗意化了，但作家要表达的就正是这种对“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憧憬。所以，“白塔”也正是作家以赤子之心对家乡所有美德诗意地象征。

其次，象征的运用营造出一层笼罩了整个文本的气氛。这种气氛通过渗透、交织，透过故事“肌理”，渗入小说“骨髓”，强化了小说的诗化效果。小说中翠翠“梦里采虎耳草”的意象体现了爱情的朦胧感和不可把握性，它对后来发生的变故作了一种模糊的暗示，使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故事发展达到一种和谐。此外，这个象征也含蓄地揭示了翠翠微妙的心理，表现了她对爱情隐隐的渴求和对二老的喜欢。这样就使翠翠的性格显得更真实，使形象变得更丰满。

另外，就整个故事而言，这故事、这边地小城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象征。沈从文对这“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构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实利主义笼罩下你死我活、鲜耻寡廉的竞争之道的抨击和讽刺，同时也表达了作家远离城市的复杂、堕落，渴望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质朴生活的生存理念。现代社会在鼓吹“科技文明”的同时也滋生着一种自以为是的盲目乐观主义。但事实上，幸福的实现、理想的达成需要的并不那么多。而《边城》则以“理想”和“梦”的形式，为匆忙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优美的“诗意的所在”。

从结构层面来看，《边城》结构表面上看来散漫，但实质上作家用心良苦。沈从文曾说“我愿意在章法外得到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不难想见，沈对那种结构太显的笨拙之作的鄙夷。事实上，他想通过最自然的叙述方式讲他的故事而让结构不留痕迹地隐退。这样，结构的自然化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情节设置的逻辑性，使更多非逻辑非理性而与心灵直接相通的东西显露出来，从而增强小说的诗性。

“我愿意在章法外得到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从小说结构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沈从文对结构的处理是不同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沈从文不像茅盾等人那样依着一个严密的结构图式按图缀文。《边城》结构上的散漫为许多人诟病，这并不是沈从文对结构的忽视，只是他不想让小说的结构太显露而有意识地使其隐入文本浓厚的诗情画意里了。试看汪曾祺早期作品，如《复仇》，[8]可以明显看出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汪曾祺在《复仇》里表现出的诗意化、散文化倾向正是传承了其师隐去小说结构而冲淡叙述的逻辑性，使其自然化、诗意化的美学追求。

如果把《边城》的结尾从整体的结构上剥离而来做一个单独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结尾透露出意犹未尽的绵绵诗意。

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里说，“《边城》的收尾是‘度尾和‘煞尾‘两种兼见”。所谓“度尾”“煞尾”，有人描绘，“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而‘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就《边城》的结尾而言，其结尾明显和所说的“度尾”是类似的，是一个开放式的令人遐想联翩的结尾。

《边城》最后一句写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家把这一令人心碎的不确定因素和翠翠的幸福连在了一起。这样，它一方面使小说的悲剧意味无止境地延续了下去，另一方面也使读者的阅读在猜度与想象里一直延展。也难怪沈从文总爱说，“美好的东西总带着那么几分悲凉”[4]54。这样的结尾对这样一个“梦”一样的小说来说真是恰如其分，它让读者的心里生出好多奇思异想，绮丽飘渺，不绝如缕。

最后，《边城》的诗意还体现在作家对人物性格以及行为的普遍美化上。尽管在解放前有“左翼”作家的责难，在解放后又遭“人民群众”的批判，[9]但在当前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格局”的形势之下，观照这纷纭的世界，提取一种自由、纯净的角度来审视、剖析《边城》已成为一种可能。

在小说里，除了中寨的那个乡绅为了得到二老作其女婿，其所作所为稍显龌龊外（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本也不过分），其余的形象都是那么健康、优美。老船夫、顺顺、大老、二老、翠翠、杨马兵都显得过于完美，甚至那些妓女也比城市中人要强。作家没有发掘人性中卑劣、阴暗的一面，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的确有失偏颇。但对于这样一个诗性的作品，少一点丑恶也许更好。沈从文曾表述，“《边城》里充满了善，希望读者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10]这大概可以看作其写作的动机和出发点。

80年代有评论说，“许多人对《边城》评价过高，连其思想倾向也全盘肯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边城》精美的艺术形式所惑。”[11]《边城》表现生活的范围确实有偏狭的嫌疑，但以其在艺术手法上卓越的成就来看，它不啻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品。其精致、灵巧、含蓄、隽永的风格，其弥散在故事中的绵绵诗意，憨厚尽职的老船夫、清纯美丽的翠翠、勇敢质朴的大老二老……这一切，都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典范，为现代人寻求到一个“诗意的所在”。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4.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53.

[3]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4]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5]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其对比手法[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9：214.

[6]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303.

[7]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J].花城，1980（05）.

[8]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1-5.

[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9.

[1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友谊出版有限公司，1979：162-176.

[1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79：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