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复　昭　质（..南京农业大学档案馆，江苏南京，000044；..江苏省档案馆，江苏南京，0008）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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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南京农业大学档案馆，江苏南京，21100001144；22..江苏省档案馆，江苏南京，210008）

11994411年11月1188日《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的筹备与创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紧接着，周恩来约见刚出狱的潘梓年（潘汉年的堂兄），让他着手在国统区筹办。就这样，有着“中共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为《新华日报》社首任社长。

当时，要在国统区创办报刊，只有共产党单方面意愿不可能落实，必须获得国民党认可。抗战全面爆发，使国共合作成为大势所趋。8月，蒋介石密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在蒋介石的首肯下，国民党政府同意共产党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在南京积极筹备创办《新华日报》。

1937年冬，周恩来和朱德在南京拜访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商讨中共在国统区办报事宜。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随后，周恩来又拜访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临别之际，周恩来谈起创办《新华日报》的事宜，盛赞于右任是中国最早鼓吹革命的报人，约请于右任这位著名书法家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慨然应允。第二天，潘梓年送来了宣纸，于右任一连书写了19幅之多，交潘梓年带回。到《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办时，所用报头就是于右任在南京书写的。

12月21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会谈时，再次提到《新华日报》出版问题，蒋表态“完全支持”。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了。《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地阐明了其办报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

1938年元月上旬，《新华日报》在武汉举行隆重的创刊大会，汉口市长吴国桢应邀赴会。报社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显要位置刊登广告，宣称《新华日报》是“非常时期人人必读的报纸”。

整个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工作由社长潘梓年负责。章汉夫任总编辑，编辑人员主要有夏衍、熊复、胡绳、乔冠华、许涤新、张友渔。总经理为熊瑾玎。

中共中央长江局设有党报委员会，由周恩来、博古、王明等人构成。《新华日报》设有董事会，王明、邓颖超等人为董事会成员。武汉时期，王明任董事长。到了重庆时期，由周恩来兼任董事长。同时设有编委会，由潘梓年等人负责日常编辑事务。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在国民政府或参政会任职，都曾拿出工资来捐给报社。

1938年10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仍同国民党的军报《扫荡报》一道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才撤离到重庆。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以后《新华日报》就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办报。

《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后，在四川梁山的屏锦镇办了纸厂，造出的纸张是鲜明醒目的绿色纸。《新华日报》用这种纸张印成报纸后很富有个性特色，并曾在重庆各大报的印刷竞赛中，赢得过排字、浇版和上版“三项第一”。在发行销售上，《新华日报》专用报丁、报童来发行。

“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提到这样的叫卖声，就知道《新华日报》的报童来了。“扫荡”指的是《扫荡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指《中央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给自己的报童设计如此卖报口号，自然语义双关。不过，在当时的国民党新闻审查机关看来，《新华日报》无疑是“频生事端”的报纸……

在重庆，《新华日报》坚持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报纸的宣传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新华日报》的副刊曾办有“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刊，辟有“社会服务”“团结”“友声”等专栏。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宣传等方面建立了战时体制，“战时新闻审查制”为战时体制的重要部分。《新华日报》创刊才一个月，即向《扫荡报》等发起关于“一党专政”问题大论战。最后迫使邵力子亲自来信，说敌方广播已为此大做文章，务必停止论战。国民党方面示弱，《新华日报》初战告捷，令全社欢欣鼓舞。

开办之初的《新华日报》与新闻审查机构的矛盾尚不尖锐。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的战时新闻审查机制从1939年才开始逐步完善和强化；另一方面，当时的抗战尚未进入最艰难时期，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弱，双方矛盾还未激化。而且，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唯一外援国，蒋介石顾及这层关系，甚至对于前方军队和各报传来的涉及共产党的负面消息，他同样下令扣押不发。

1939年冬，太行山上寒风凛冽、白雪飘飞，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蚕食”“扫荡”不断。害怕人民抗日力量壮大的蒋介石，背弃承诺，断绝供给八路军武器、被服和粮饷，并指使顽固派军队大搞反共摩擦。英勇不屈的八路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吃着黑豆煮野菜，仍然斗志昂扬，鏖战在冰天雪地中。在这种背景下，朱德作诗《寄语蜀中父老》，同时也是写给全国人民的：“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朱德的这首诗于1940年12月15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国内各界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表现出极大愤慨，对英勇的八路军将士无不拍手称赞，纷纷募捐衣物，支援前方。

到重庆后，《新华日报》成了让国民党审查机关最头疼的报纸。1941年元月6日的《新华日报》，社论栏内只有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其余空白，仅有一行附注，告知读者这两篇社论被新闻检查机构扣留。

原来，当日的《新华日报》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在头版“开天窗”抗议。

“皖南事变”发生后，双方的矛盾白热化。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准备拒绝新闻审查，直接登在《新华日报》上。为了绕过新闻审查，报社最后决定印两个版面，一个用来应付新闻检察官，另一个刊有诗的版面大量刊印。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报纸贴满大街小巷的阅报栏，令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

鉴于《新华日报》的“不听话”和“惹麻烦”，1944年春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创办《中央日报》延安版，交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执行。

可国民党中宣部给前往延安办报的记者团配备的电台到延安后根本无法架设，多次与中共交涉仍无法解决。电讯不通，新闻稿的来源就成问题。而且边区组织太严密，国民党人根本无法在那里活动，延安版就算印出来了，也无法发行。国民党创办《中央日报》延安版的计划只得作罢。

《新华日报》要做大后方人民的喉舌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报纸。周恩来对于这份报纸的创立和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的领导下，《新华日报》为团结人民、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争取广大同盟者，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在1938年1月9日专为即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从此，《新华日报》成为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全国性报纸。

《新华日报》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1938年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为该报撰写了连载三天的长篇社论，题为《论目前抗战形势》，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的观点，指出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篇文章发表后，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前途，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念。

随着日军逼近武汉，10月24日晚，周恩来在报社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这期战火中的报纸传到了武汉读者的手中。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达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具体工作。他指出《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要充当“大后方”人民的喉舌。他不管怎样忙，总要抽出一定时间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文章，还常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稿件。

1940年10月，周恩来提议由文艺界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周恩来说：“为你（郭沫若）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月16日，纪念活动举行。会场门口高悬着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和“以清妖孽”四个大字。冯玉祥致开幕词。周恩来、老舍、黄炎培、沈钧儒等致贺词。同一天的《新华日报》还出版《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影响。身处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在困难重重中坚持工作，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领导重庆的《新华日报》。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前后为《新华日报》撰写文章58篇，题词11次。在他的领导下，身处国统区的共产党人以此为平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领导国统区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其后，毛泽东让《解放日报》转载并写了按语，称“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

《新华日报》参与《联合版》交涉经过

《新华日报》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毛泽东曾给予《新华日报》以很高的评价，称其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迁驻重庆，继续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当时表面看来，《新华日报》在重庆仿佛是“孤军奋战”，其实不然，它是在一个广袤纵深的阵地上作战。在此过程中，有很多中间性质的报纸都被《新华日报》争取过来，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合力。

战时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政治斗争的中心，自然也成为各党派报纸群集之所在。其时重庆除有中共的《新华日报》外，还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以及地方势力的《时事新报》《新蜀报》《新民日报》《新民晚报》和《国民公报》等，另外还有原政学系张季鸾主办的《大公报》。这些报纸各具不同立场，每遇重大问题亦各抒己见。国民政府对这种很难形成舆论统一的局面一直耿耿于怀。

1939年，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劫后的重庆街道一片断垣残砾。当时有很多报馆也遭到了严重毁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为找到了统一重庆舆论的契机，遂命令国民党中宣部以疏散各家报馆到郊区重新建房为理由，停止各报单独出版。同时决定由各报共同出版一份报纸，称之为《联合版》，并指令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牵头。

这时，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刚好从华中新四军所在地返抵重庆，他听到《新华日报》的汇报后，立刻指示潘梓年找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当面交涉。之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叶楚伧，表示“为尊重紧急时期最高当局之紧急处理及友报迁移筹备之困难”，“同意参加重庆各报暂时的《联合版》”。同时，周恩来又郑重声明：“一俟各报迁移有定所，筹备有头绪，《新华日报》即将宣布复刊”。

因此缘故，《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于6月份在重庆共同出版了《联合版》。

《联合版》出版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即致电中共南方局，认为出《联合版》对中共的政治宣传有很大的影响，故要求南方局“公开向国民党说明《新华日报》是代表共产党的言论机关，与其他报纸不同，坚持《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的权利”，同时要求在《新华日报》暂未恢复出版期内，“充实和扩大《群众》的内容，不仅将过去新华专论一类的论文登载，且需有系统地刊载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各边区情形的通讯和消息，同时，尽量翻印和发行《新中华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要求南方局尽快交涉《新华日报》单独出版。

南方局接中央书记处电后，立刻将《联合版》前后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做了报告，并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向国民党中宣部反复交涉，要求尽快恢复《新华日报》。在《联合版》仅仅出版一个多月后的8月13日，《新华日报》终于脱离《联合版》，在重庆化龙桥新址恢复单独出版。由此挫败了国民党当局试图借助《联合版》长期扼制中共声音的图谋。

周恩来曾经说过：“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指的就是郭沫若创作并从1942年1月24日起在《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连载的大型历史剧《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