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辉

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屈原的铁杆“粉丝”，有深深的“屈原情结”，两人出生年代虽相距2200多年，但精、神、气却是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1914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八班读书时，毛泽东就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并认真学习《楚辞》。据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当年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共47页。从l页至11页，毛泽东用小楷工工整整抄录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学习《楚辞》更加如痴如醉，其中特别多的是上世纪50年代。可以说，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对屈原是作品百读不厌的，屈原的政治思想、人格情操、文学精神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试从毛泽东学习屈原、推崇屈原、运用屈原三个方面，对毛泽东的“屈原情结”作粗浅论述。

一、学习屈原

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做客，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及有关屈原的作品尽量收集给他。逢先知专门请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搜集，得到古今各种《楚辞》版本及相关著作50余种，毛泽东如获至宝，集中阅读了这些书籍。1958年前后，是毛泽东读《离骚》最勤的时期，1958年1月12日，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1年他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总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两书。毛泽东不但自己读，还鼓励身边的人和党政领导读。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时，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随行的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更有趣的是，毛泽东有一次阅读和研究《楚辞》时，竟将生死置之度外。1958年1月18日凌晨一时许，他在南宁会议期间，正聚精会神地读《楚辞》，突然警报声响起，空军雷达发现国民党的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已实行灯火管制，卫士冲进毛泽东卧室，劝他去防空洞，毛泽东大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接着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卫士长李银桥点燃蜡烛，继续津津有味地看《楚辞》。1958年广西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毛泽东还多次向访华的外国元首推崇、介绍屈原。譬如1954年10月26日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毛泽东以自己是屈原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为自豪。据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二、推崇屈原

屈原的诗魂之所以万古长青，因为它实质上已构成了国魂、民族魂。那是对国家命运和国民幸福所作的不懈探索。屈原的力量来自他对祖国与人民的信仰。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在天地间探索人类福祉的精神。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虚弱的，哪怕它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同样，一个没有理想的诗人也是没有激情的，又哪来的创造力！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是对真、善、美的呼唤。屈原如果没有信仰，他就不是屈原了。他就不会有感召后人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推崇屈原精神的要点所在。1921年农历端午节，毛泽东的好友易白沙，只身赴京刺杀北洋政府首脑未果，旋即南下组织军队北伐亦未果，于是他选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杀，以唤起民众。毛泽东为易君写了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对联中的陈公就是陈天华。陈天华也是学习屈原，为救国唤起民众而在日本跳海自杀的。由此足见毛泽东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们，受屈原影响程度之深之大。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话时，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毛泽东曾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毛泽东曾说，“刘邦为什么能打败项羽，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屈原如果继续当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因为丢了官，才有可能接近下层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往往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才得来的。”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_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这里“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是说屈原的《离骚》等光辉诗篇，是足以致敌于死命的利剑。这是赞屈原作品的战斗威力。毛澤东曾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指出骚体有民主色彩，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诗中“杀人刀”的比喻，是对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毛泽东这两句诗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一扫千百年来咏屈原诗作中的忧愁幽思、悲愤同情的气氛，出语惊人地指出屈原的诗歌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读之使人感奋！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创之论。“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是说由于社会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贤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奋身跃入汨罗江以死报国，歌颂屈原伟大的人格。一“跃”一“冲”两个动词的运用，“万里涛”对汨罗江的夸张描写，形象地表现了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凛然正气。从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动势力迫害死了；但从本质上看，屈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毛泽东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就像“怒触不周山”的共工，屈原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这就是毛泽东在此诗中对屈原人格精神前无古人的评价。

二、运用屈原

得益于长期对屈原著作的醉心阅读，毛泽东对屈原是成竹在胸，运用时则是出神入化、随手拈来。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我国有关驻外人员作陪。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熟悉和运用自如。1954年10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回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说到对毛泽东诗词艺术的影响，屈原作品是一个重要源泉。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典故、词语、句式源于屈原作品，有的有着明显的继承痕迹。屈原作品中出现次数较多明显楚辞，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的次数也较多。如：“九”是楚文化中一个神秘的数字，楚人崇“九”是显而易见的。屈原作品中的“九”字出现20多次，如“九天”、“九州”、“九嶷”、“九死”等。毛泽东诗词中仅“九天”、“九派”、“九万里”的“九”就出现过5次以上。特别是屈原作品中“兮”字的大量运用，形成了屈原骚体的突出特色。毛泽东也曾沿用“兮”字创作诗词。1915年夏，在湖南一师上学的毛泽东，时任学友会总务兼研究部长，喜爱组织同学游泳，他写下一首杂言诗《游泳启事》：“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他将“兮”字运用其中，既富有趣味也饱含韵味。屈原作品中，“凤”字出现20多次，如《离骚》：“凤皇翼其承旃兮”、“凤皇既受诒兮”，《九章·哀郢》：“鸾鸟凤皇，日见远兮”等等。而在毛泽东诗词中也出现多次。1935年10月创作的《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在此以龙喻景喻物。同年10月7日创作的《清平乐·六盘山》：“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在此以龙喻事亦喻人。屈原在《离骚》、《天问》等13首诗作中20多处描写龙，屈原有着特殊的崇龙情结。如《离骚》“为余驾飞龙兮”、“驾八龙之婉婉兮”；《九歌·河伯》“鱼鳞屋兮龙堂”，《九章·悲回风》“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等等。毛泽东在诗词中也有化用骚体的方法。屈原《九歌·湘夫人》中有“帝子降兮北渚”、“九疑缤兮并迎”、“洞庭波兮木叶下”，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则有“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洞庭波涌连天雪”。屈原《离骚》中有“虽九死犹未悔”、“贯薜荔之落蕊”，毛泽东《念奴娇·井冈山》和《七律·送瘟神》中有“九死一生如昨”、“千村薜荔人遗矢”。如此之类，在毛泽东诗词中还有多例，说明骚体对毛泽东诗词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泯灭的影响。毛泽东诗词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挥洒雄放的抒情风格，也跟屈原作品一脉相承。从藝术风格上看，《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欣赏特性。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的‘（人定胜天”的精神品貌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沟通。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毛泽东“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屈原“奠桂酒兮椒浆”，向天神东皇太一敬献桂花酒，毛泽东请月宫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为杨开慧、柳直荀的英灵接风洗尘；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他能指令凤凰飞翔、江水止浪，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能“截断巫山云雨”，能倚靠青天，抽出身上佩戴的宝剑把昆仑山斩成三截，并且“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很明显，毛泽东的诗词不仅受到屈原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而且还将其豪迈奔放的政治热情与浪漫奇特的想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在诗词中抒发个人情感的方式亦与屈原作品存在相似之处。屈原在《离骚》中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屈原在此抒发了自己对腐朽的楚国朝廷的愤懑和绝望。毛泽东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诗中，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紧要关头、反动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都在争夺国家的领导权，毛泽东心急如焚，忧国忧民之愤油然而生。毛泽东与屈原在此均用反问句式，强烈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及前途忧心忡忡。

毛泽东曾说：“我对屈原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因此，屈原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活、思想发展、诗词创作等过程中。可以概括说，毛泽东受屈原影响在青年，贯穿于终生，同时也为屈原及其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