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瑞++田成志

[摘要]9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1990年以后，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他们是新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农民工群体，拥有着老一代农民工问题的传承，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文章通过对成都市温江县永宁镇90后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情况的调查，运用隐性收益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乡就业倾向、就业状况、就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影响90后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的隐性收益因素，对于当前吸引技术型劳动力投入西部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隐性收益；回乡就业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1241

1永宁镇90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就业状况调查主要内容此次调查以温江县永宁镇王家碾村、永福村和北林子村等村中返乡时间为2011年以后的90后返乡农民工为主要对象，总数150人，其中女性60人，占比为40%，男性90人，占比为60%。年龄选取在18～25岁的90后农民工，其中有配偶者68人，占45%；未婚者82，占55%。

11永宁镇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务工的职业分布及工作角色在本次调查的150位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13人在当地拥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占总数的753%，剩下的37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在拥有稳定就业岗位的人数中，绝大多数是从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为911%，主要分布在以下职业中：在第二产业中，普通工人（即体力工人、杂工）占比224%；技术型工人（即水电工、泥瓦工、木工等）占比358%；第三产业中，服务员、促销员、厨师、美发等服务行业占比为308%，管理者如经理、车间组长等占61%；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较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只占就业总人数的49%。

在这些就业人群中，我们按照长期工、临时工、个体经营户、家庭帮工、其他五大职业角色进行分类，其中455%是属于拥有长期合同或雇工协议的工人，无长期合同的临时工比例为193%，其中个体经营者为287%，还有人从事属于家庭帮工性质的有偿劳动，约占46%，剩余19%选择了其他。

12永宁镇90后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的原因和途径

在此次调查中，90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乡就业的原因和途径是调查的重点，通过对150个90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33人认为是因为东部城市地区的钱越来越难挣，占比为220%；38人认为回乡是由于永宁镇的就业条件比以前更好了，已经没有必要出去，占比253%；11人是因为原来的工作没有了，被迫回乡，占比73%；有3人认为回乡务农是不错的选择，占比20%；17人是自己在外学到了技术，想回乡自己创业，占比为113%；34人回到永宁镇是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孩子，和家人在一起，占比229%；5人只是为了出去见见世面，并不想在外久待，占比34%；5人是因为永宁镇的工作薪资高于其在外务工地，占33%；其他原因的占25%，为4人。不难看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己主动愿意回乡的，除去选择“其他原因”的人数，比例高达869%，见下图。

90后新生代农民工回乡的就业途径中，以自己联系、亲属朋友介绍为主要的就业途径，占比909%，是90后农民工回乡找工作的主要途径，而且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90后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的原因

2永宁镇90后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的原因分析90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又一个细分，要进行研究就要对该群体有明确的定义。所谓“隐性收益”是指在工资、奖金、津贴、补助等工作所得的显性收入（或称名义收入）之外，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心理满足感、间接性收入等不易被人察觉却具有较大影响性的收益集合。“隐性收益”是区别于“隐性收入”概念的，前者主要是后者的延伸和拓展，包含经济学意义上的“间接性收入”“相对成本”等物质收益概念，却又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学内涵，强调诸如“精神文化享受、环境优势”等精神层面的收益。此次专门以微观的视角来研究90后农民工回乡就业的选择倾向，希望能为以后对该群体的研究增加新的角度。

21在本地务工的实际收入与外出务工差异缩小

在这次调查的永宁镇中发现，90后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要回乡就业，是其中一部分人认识到自己在外地务工所得到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在永宁镇这样的企业聚集镇更多。“实际收入=名义收入/消费者物价=货币工资/价格指数”这一经济原理，已经被永宁镇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所认识到了。多数人认为自己在东部地区打工所挣到的名义收入看来，并不如自己在成都周边的工厂企业里打工的实际收入好多少，比如在调查中，56%的人就表示过“沿海地区挣的多，但物价太高。”“在上海打工拿4000元一个月，还没有在成都的富士康里拿3000元过得舒坦。”等之类的话。这些说明永宁镇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通过在外务工，特别是北上广地区的务工经历，逐渐地感觉到这些发达地区的生活物价压力，东部地区的高收益对他们来说伴随物价的不断升高而相对贬值，虽然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收入还是会高于西部地区，但伴随生活成本的提高，其对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会有减少。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特别是成都、重庆这样的西部大城市，物价水平指数较低，导致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名义收入虽比东部务工时更低，但由于成都地区的生活成本较东部更低，折算之后的实际收入跟东部比起有差异也能够为他们所接受，而在有的技术型行业，因为永宁镇本地区域内缺乏相关的技术人才，回乡的技术型工人所得的实际收入甚至会比东部更高。[1]

90后新生代农民工因为父辈们积攒的财富，家中已有了较好的物质经济基础，故在他们外出务工的时候，不是以为整个家庭增收，提高贫苦的家庭境遇为目标的，更多的情况是为了个人的发展以及家庭幸福感的提升，更加强调精神享受和自由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为了集聚财富，而去压榨自己的个人消费，牺牲享受机会。这种观念的巨大差异，让90后农民工们对东部地区的所谓高收入不再如老一代农民工那样热衷，从而选择回乡。

22家乡的条件变好，远期利益吸引90后新生代农民工

位于成都西郊的永宁镇由于其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入驻其中，据温江县永宁镇镇政府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入驻永宁镇的民营企业总共24家，加上永宁镇是成都市重点镇，国际医学城项目的所在地，现已有成都博奥、北京阜外、美国ICT等世界8家知明高端医学机构纷纷落户永宁镇，中央军委援建的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芙蓉长卷已相继竣工投入使用，这使得永宁镇的经济在成都西郊乡镇中属于较好的。

90后新生代农民工也将家乡经济的发展看成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远期利益成为了这些90后新生代农民工所期待的隐性利益之一。所谓“远期利益”是指在短时间内不能实现，但能够被人们合理预见，为人们在一定时期后带来较大回报的收益集合。永宁镇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便看到了这一点，整个回乡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达388%的人是因为看到了永宁镇经济的快速发展，感觉自己能够在家乡有更好的发展，在本地务工的晋升空间更大，并且在将来获得更稳定的工作和收益。而农民工社会地位获得晋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技术职称的提高，即农民工获得各类的专业技术、职业的职称或证书，有利于该群体的长远发展。[2]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的思考也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透彻：自己在东部学到的技术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技术优势在这些地区逐渐丧失，导致他们难以在东部地区有晋升空间和个人发展；但回到本地后，成都地区既具有发达的经济，同时相对缺乏诸多的技术型工人，这就给90后农民工们带来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和社会地位晋升渠道，这些“远期利益”很直观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23乡土文化环境的吸引力

乡土文化环境的巨大吸引力，深深地影响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地选择。中国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时，与务工城市存在着心理隔阂和文化隔绝。由于中国一直存在着城乡二元体系，传统的户籍制度让农民与城镇居民有了天然的鸿沟，而农民工是一群拥有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来到务工城市后往往会受到当地的排斥或隔绝。而且这种现象从空间上看，是随距离的远近而呈正相关的，从西到东看，西部的农民工越往东部走，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就越大。另外，农民工对自身的定位本身就是城市的暂居者，自己很想念家乡的文化环境，只要赚够了钱以后还是会回乡的。

这些影响在回乡的90后新生代农民上反映得非常鲜明，比起他们的父辈，9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一个经济更发达、信息更膨胀的时代长大的，他们对于舒适生活的追求和自己尊严的维护表现出了较强的保护态度。在外务工的时候，90后新生代农民工也会经历父辈们所遭受的文化隔阂和歧视，他们无法融入务工城市特别是东部大城市的文化圈子，使得他们备感孤立，而90后新生代农民工较强的自尊心让他们又不愿意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忍气吞声地在城市中赚钱，这就激发了他们想回乡工作的想法。新生代农民工其实存在着“双边不融入”现象。他们既无法真正融入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2]但这更多是在户籍制度的角度上看。而从心理上说，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自己不算农民，而已经是有正式职业的工人，比起东部地区的文化隔绝和“不融入”，成都周边务工让他们很少感到排斥和压抑。更加和谐熟悉的乡土文化氛围以及融入感，成了永宁镇90后农民工们追求的生活目标之一。此外，在外务工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还会考虑到家乡的生活习性，诸如饮食、气候、乡音等物质条件的优越性，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隐性福利。

我们可以看到，隐性收益是永宁镇90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乡就业的一个重大影响因素，这一点可以运用美国学者ESLee的“推拉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进行理论解释。推拉理论是用于解释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它认为：自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之所以迁移、移民之所以搬迁，是因为人们通过搬迁可以改善生活条件。[3]它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并把它分为“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ESLee认为，前者是消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后者是积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吸引怀着改善生活愿望的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在此来看，隐性收益其实就属于“拉”的因素，90后新生代农民工看到这些隐性收益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从而开始选择从东部迁移回温江县永宁镇，从而实现该群体的地区迁移。

而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只要低层次满足，人就会向高层次进行追求。[4]具体来看，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老一代农民工的财富积累，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超越了“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这样的低需求层次阶段，他们也开始向更高级的需求层次迈进，“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开始成为了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这也是隐性收益越来越成为90后新生代农民工所看重的原因所在，对于今后政府吸引劳动力建设西部经济具有很强的借鉴性。

参考文献：

[1]许传新，王俊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离职倾向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4（3）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lee，Everett SA Theory of Migration[J].Demography，1966（3），54，47-57

[4][美]亚伯拉罕·马斯洛人类激励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