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琪

摘要：农耕文化生育观提倡“多生”，并极大地影响着我国近、现代的生育行为。人地关系问题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并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化的，而土地资源利用与中国农耕文化的生育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的土地退化是伴随着人口数量相对于土地资源数量过剩而产生，并随人口数量继续增加而加重。

关键词：农耕文化；生育观；土地利用

一、农耕文化生育观

生育观是人们在生育及相关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规则制度，即人们在婚姻、家庭、生育、节育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点、知识能力、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引为规范等。从经济领域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在生产发展的前期阶段，农耕的开展和延续，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定居下来。并且，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农耕的延续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物质基础的，这种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以高劳动投入为特征，家庭人口的多少决定了经济的状况，由此形成了对多子女的生育期望。

我国的传统生育观与我国的传统农耕文化是须臾不可分离的，通过生育观而影响生育行为和人口数量也是绵延千年而少有变更的。从生育的价值体系上看，我国传统的生育观念无疑是一种“多、男生育”的价值体系。并且，传统的生育观念仍极大地影响着近、现代的生育行为，导致目前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控制，这主要是农耕文化生育观的强大惯性造成的。在这种传统的生育观的影响下，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们，不是主动地采取而是消极地抵抗人口控制措施，这必然导致人口增长速度难以控制，造成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对人地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农耕文化生育观与我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地关系问题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并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化的，一般用人地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人地关系状况。考虑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经济特征的重要性，人地比率也仅在人均耕地面积意义上使用。人地比率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土地利用中面临的一个压力和遇到的一个潜在威胁，而且这一“危机”与中国农耕文化的生育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对耕地面积的影响

纵观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我国曾出现过三次人口倍增台阶。第一次人口倍增台阶出现在春秋、战国末期至西汉平帝二年，人口由2000万增至6000万，这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资源被全部开发利用；第二次人口倍增台阶出现在明末至清朝乾隆年间，人口由1亿增至3亿，这一时期南方（东南、西南地区）的土地资源被大量开发利用；第三次人口倍增台阶出现在1949年至1990年，人口由5.4亿增至11.33亿。在中国发展的整个历史和现代时期内，通过屯田、垦荒等方式使得耕地面积整体上处于增加态势，但是伴随着可开垦土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开发难度的增加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碱化等原因，耕地面积增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加的速度。

（二）对人地比率的影响

人地比率是由人口数量变动和耕地面积变化共同塑造的。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是趋于增加的，但两者的增加速度不同，人口增加快于耕地面积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和0.55‰），所以，反映在人地比率总体趋势上是不断下降的。人口增长速度，而不是人口数量，可能是使土地承载力承受更大压力的最重要的变量。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迫使人们只能以一种非常粗放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来维持生计，粮食需求的增加通常只有靠扩大耕地面积来解决。

在现代，总趋势上表现为中国人地比率趋向于不断减少，同时各地区的人地比率在时间序列上也表现为下降的态势。现代中国的人地比率由50年代最高时的0.264减少到80年代末最低的0.125，而由人口增长引起的人地比率的下降主要由人口增长所致，由人口增长引起的人地比率下降贡献值为91.58%，而由耕地减少引起的人地比率下降贡献值仅为8.42%。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农耕文化生育观的深厚积淀和强大惯性产生的人口大量增加所致。

三、人地关系变化下的土地利用

从理论上讲，人口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人地关系的紧张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而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的演变则是人地关系紧张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同样，一定的人地比率并不意味着环境的恶化，其间存在的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但在一定人地比率之下形成的人口压力，却可以引发或推动环境恶化，这种引发或推动是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的，这些中间环节主要是一定人口压力下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如果说人们滥垦、滥伐、陡坡开荒、过度放牧以及土地不正常休闲、保养等土地不合理利用方式是造成土地退化的直接原因，而令人们不得不实施滥垦、滥伐、陡坡开荒等行为的直接原因就是人口数量过多，人均土地资源过少。一般来讲，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对该种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当某种资源具备外延开发潜力时，这时人们便会自动进行资源的外延开发；而当某种资源已不具备外延开发潜力时，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对该种资源的需求也还会增加，这时人们便只有对该种资源进行过度利用了，否则将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土地资源也是如此。在我国农业政策及土地利用实践中，人们更注重于在很大程度上由人口因素产生并加剧的粮食自给自足问题，而对生态环境视而不见，导致土地生态问题加重。

如围田的发展是在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紧张的人地关系情况下产生的向江河湖海要田的一种垦殖行为。洞庭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但在晋朝后1400年里每年缩小2.8km2，19世纪里每年缩小8.4km2，20世纪上半叶每年缩小10km2。围田固然使耕地增加，但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因为湖面缩小的同时，不仅水资源减少，还丧失了灌溉、调蓄洪水的原有能力，一旦遇上洪涝干旱就可能成灾，因而不仅使水产养殖受到影响，还使得生态平衡遭受破坏，区域小气候发生改变，进而对原有的耕地产生负面影响，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原本紧张的人地关系。所以说，我国的土地退化是伴随着人口数量相对于土地资源数量过剩而产生，并随人口数量继续增加而加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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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百明.1997.试论中国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及其人类驱动力研究.自然资源，（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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