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兰英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

文/孟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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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和夫人孙玉芹（摄于上世纪50年代）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事业中，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7年前的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此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

中国土专家一号

“在我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早在青少年时代，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于敏留下惨痛记忆。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门门功课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他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其根源。而他偏偏喜欢沉浸在“纯粹”理论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

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是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一流”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问道：“于先生是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我这里，除了ABC，基本是国产的！”日本专家赞叹：“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中国的“氢弹之父”

“核武器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果丧失威慑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办公室。见到于敏，钱三强直截了当地说：“经所里研究，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严肃的神情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这一重要任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从事氢弹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从此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科技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尽量汲取国外所有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情况下，他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着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篇论文交到钱三强手里，一个个未知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和“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一起。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打了一次猎……打上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进一步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科研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氢弹“首功”，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途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在研制氢弹过程中，于敏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拉着到小山冈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难受，喊醒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处在极度疲劳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作用至关重要。于敏说，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一生奉献给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不过，于敏认为自己一生也留下两个遗憾，一是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

于敏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机会，但由于工作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国门。但是，对这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让他备受“折磨”，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我所从事的工作，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在他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婉拒“氢弹之父”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如今，90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