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钰+唐海东

【摘 要】爱伦·坡的小说《泄密的心》，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小说中的“我”始终宣称自己不疯狂，然而举动时常跨越正常界线；疯狂中有时却又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智；在看似有条理的话语下，又隐现其疯狂，疯狂与理智不断交织。本文试图从相悖的角度阐述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泄密的心》中的疯狂与理智元素，以及潜藏于疯狂与理智下的原因与关联，即主人翁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面对自我时的疯狂与对话他人时保持的理智。

【关键词】《泄密的心》；悖论；疯狂；理智；不安全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270-03

《泄密的心》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一篇短篇小说，于1843年第一次发表，而后爱伦·坡又于1845年对它进行修改，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具有爱伦·坡作品常有的哥特式风格。学者对这篇小说做了多方面的解读，或将其与霍桑联系起来，或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它。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是一个包含着“邪恶、疯狂、死亡和强迫性的偏执、带有反讽的自我偏执以及心理自杀”（爱德华，231）的“自我的心理历程”（普里查德，144）。针对小说中的自我邪恶、疯狂下的原因，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很多，也趋于成熟，本文谈论的也是非自然、疯狂等元素，但尝试将其与“我”时而表现的理智联系起来阐述，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疯狂与理智的交叉过程中，隐含的是“我”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与自己对话时的疯狂和与他人对话时竭力保持的理智。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疯狂与理智”，主要从“我”的期待与他人期待这两方面介绍文中疯狂与理智交织穿插的表现；第二部分为“不安全感下的悖论”，以期简要探讨形成疯狂与理智悖论的原因，即对死亡原始的害怕；第三部分为“意义”，讨论了疯狂与理智相悖带来的效用，即在解构文本的同时，又赋予文本新的意义。

一、疯狂与理智

诚如廖昌胤在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悖论》一文中所说：“悖论首先要有个‘期待，还要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还必须与‘期待相冲突。”（廖昌胤，110）在爱伦·坡的这篇小说里，也有它的期待与结果的冲突，体现在“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

小说中显而易见的是其结果与主人翁“我”的期待相冲突。“我”在小说中从始至终都在不断强调自己没有疯，并努力佐证这一点，但“我”的叙述没能使他人相信“我”的正常，反而让人认为“我”是一个疯狂至极的变态杀人犯。打从一开始“我”就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十分正常的人，只是“极其的紧张”，自己与常人不同，有着异常敏锐的感觉与听觉，不似他人的感觉已被钝化、摧毁，这样述说仿佛理所当然，可“我”阐述的“我能听见来自天堂和地狱的声音”却透露着疯狂，这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真实的。而“我”急切地不断质疑他人认为自己是疯子，更使疯狂的色彩加剧：“为什么你们说我疯了？”“那么我是疯了吗？”

在他人对“我”的大体认知是疯了的情况下，“我”选择了“健康”“冷静”地叙述“我”的杀人过程来继续证明自己没有疯，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人。“我”叙述整个故事的口吻大多时候极其冷静与自持、极富条理性，例如叙述着如何晚上一步一步潜入老人的房间，白天镇定地向老人示好，杀了人后有条不紊地藏尸灭迹，警察上门时，冷静地应对处理。这些都佐证了“我”拥有极强的理智，并不疯狂。然而，想靠着这些让人信服“我”没有疯的期望没能成功实现，从既不是因为老人曾经“侮辱过我”“错待过我”，而是只因老人的眼睛而计划杀死他，到连续七天潜入老人房间又执拗地因为老人眼睛闭上了而一次次搁置计划，甚至在成功杀死老人后顺利地躲过警察的询问，却因为自己幻听到的心跳声而陷入歇斯底里，供认自己杀人的事实，这些都昭示着“我”的疯狂，无法证明“我”是一个明智、冷静的人。

显而易见，虽然“我”总是在强调自己不疯狂，然而并不成功。言语上用以形容自己的“冷静”“明智”与“我”行为的相悖，最终结果也与“我”本身的期待不符，而由“我”口述的故事似乎也失去了主人翁“我”本身想要赋予它的意义，即证实“我”没有疯，使得“我”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始意义消失。虽然没能澄清“我”没有疯这件事，故事也以一种“无厘头”的方式结束，然而无处不在的悖论并没有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同时，主人翁“我”在叙述中，间或采取对话的方式，使得文中还有一个潜在的“你”或者“你们”，这也就使得这部内心独白似的小说里相对地有一个他人的存在。基于主人翁“我”的叙述，从一开始他人便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我”是疯狂的，因为叙述中的诸多情形直接反映了这一点。但他人也会惊叹于“我”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惊人理智。连续七天镇定地进入老人的房间、观察仔细入微、行动安排也极具条理、冷静自持，即使在“我”第八天照例进入老人房间时，老人似受到惊吓地动了动，“我”也没有仓皇而逃，反而极耐心地等待，伺机而动，等到老人在床上没有了动静，再继续靠近，沉着地将尸体切割藏到地板下，确保没有一滴血液留下，面对警察来询问时，微笑着说谎掩盖：“老人去乡下了”。相较于他人一开始对“我”是疯了的认识，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渐渐地会对“我”有一个相对理智的新的认识，到最后又会因为“我”歇斯底里地对警察袒露自己的罪行，而重新认为“我”是疯了。

二、不安全感下的悖论

一个疯子似的、变态的“我”，时而陷入幻觉，时而陷入臆想，带着执着与执拗，可“我”同时也是理智的。沉着冷静地设计杀人，自持地在白天面对老人，缜密地隐藏尸体，镇定地应对警察，疯狂与理智不断穿插在杀人过程中，两者并存于“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看似不断交织、没有逻辑的疯狂与理智中，隐藏的是“我”深层的不安全感，它源于对死亡最原始的害怕，“能敏感地感受到笼罩的死亡阴影”（科普利，4）。当主人翁面对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时，更趋于疯狂。“我”在讲述的过程中对犯罪过程中极细微细节的强调即是“强调了我内心的残暴”（威乐顿，472）。会手持一盏灯罩盖着的台灯，选择先将脑袋插入门缝里，非常缓慢地移动，花一小时将脑袋成功塞进门缝里，匪夷所思的举动让人瞠目结舌，而“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对此感到非常得意，反问到“一个疯的人怎么会像这样聪明？”内心回荡着癫狂的笑声。而引发这种这些疯狂举动的原因，是因为“我”受不了老人的那只淡蓝色眼睛，被“我”称为“邪恶之眼”，在它的注视下，“我的血液变得冰冷”“使我的骨头也颤栗”，它的入侵使“我”失去安全感，仿佛感受到了死亡的冰冷感。这种不安全感，让“我”对于暴露在老人的眼睛下显得暴躁而害怕，逐渐有了杀人的想法，想通过杀死老人而避免继续暴露于眼睛下的死亡胁迫感。正是老人的眼睛带来的不安全感成为“我”疯狂的导火索，由此衍伸了对掌控力量的渴望，“我仿佛感受到了自己无穷的力量”，希望用力量来打破这种被窥视的状态，并且在第八夜实施犯罪的时候，之前的理智在触碰到老人睁开的眼睛时荡然无存，因眼睛带来的冰冷刺探而一时狂怒。杀死老人后，“我”得到片刻的慰藉与满足，但这样的状态并没有保持长久，警察上门后，在幻觉里听到的老人的心跳声越来越响，就像回声一样，反映的是“我”越来越难以抑制的害怕，如同在“我”杀死老人的时候，老人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在极度惊恐的情况下心跳越来越快、越来越响，这两种心跳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都隐喻着对死亡的害怕，以至于“我”在惊恐癫狂之下向警察袒露自己的行径。疯狂的行为下隐藏的是“我”对死亡感受到的不安全感。

相较于“我”在自己世界时的疯狂，在与他人的对话与接触时则是趋向于理智的，这种理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心中的不安全感促使，因为想要隐藏不安全感而保持理智，同时不安全感又使理智难以维持。“我”连续七次在午夜时分潜入老人房间，意图杀死他，但白天也能用“发自内心”的语气亲热地叫着他的名字，将自己对老人眼睛的害怕与厌恶隐藏着，连同企图杀害老人的计划也一并隐藏在这看似理智的语言与举动中。此时不安全感被压制，“我”的表现也更理智，行为趋于正常，但这种不安全感是一直存在的，因此“我”才会一看到老人的那只眼睛就会疯狂，仿佛老人的眼睛总是提醒我死亡阴影的存在。在杀死老人的那个夜晚，看见老人被自己惊醒，“我”表现的不是慌张，而是一种变态的喜悦，以幻想老人此刻害怕的心情以乐，并对老人在黑夜中的心跳声感到理解，就像“我”为墙里的昭示着死亡的“死亡甲虫”所烦恼、害怕一样。不论是老人被杀时，抑或是老人被杀死后“我”听到的越来越响、越来越快的心跳声，都将这种不安全感诱发到明处，推到极致，死亡好似如影随形，使“我”的不安全感无法被克制、压抑，最终爆发。而与警察的面对面交锋，也是“我”在“讲述的故事”中与他人的对话，用礼貌的态度谈笑风生，俨然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有显而易见的理智，而这种理智下掩盖的是“我”害怕罪行被发现的假装镇定。同时，“我”在面对那个“听故事”的人时，因为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疯的，在向他讲述这个故事时抱有刻意维持理智的色彩，以便让听者也能认为“我”是明智、聪明的，而不是个疯子。然而讲述中多次强调自己的不疯狂，则显露了“我”的急切，即使是复述这样的行为也无法掩盖“我”再次感到当时的不安全感。

三、意义

小说中交织着疯狂与理智，时而理智，时而疯狂，理智中带有疯狂，疯狂的行径下又透露着隐藏的理智，而这样的情形没能回答“我”从始至终提出的问题：“你认为我疯了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对这个问题佐证与询问的无意义。“我”是疯了还是没疯，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我”认为自己没疯但是行为举止却透露着疯狂，那么他人觉得“我”疯了？但“我”何尝不是理智的，“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驱除“我”的不安全感之源。同时，这种疯狂与理智的相悖，也使“我”并没有获得杀害老人这件事的预期意义。因为老人眼睛给“我”带来了不安全感，为了逃离被透视的冰冷的感觉，“我”杀死了老人，但老人的死没有带走不安全感，越来越快的心跳声昭示着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全感，“我”也淹没在这心跳声中，最终暴露在警察面前。虽说“我”到底有没有疯这个问题没能得到解决，但从另一方面来谈，即是否定了“我”没疯，这个“我”期望的回答也证实了单用“疯了”来形容“我”并不全面，也证实了“我”的不安全感没法通过杀害老人得以驱除，老人不是“我”真正害怕的，老人那只仿佛代表着死亡的眼睛才是“我”害怕的东西，眼睛之下映照的是“我”对死亡的害怕。因此，即使已经杀了老人，不安全感仍然存在，驱使自己陷入歇斯底里和疯狂。

四、结束语

在爱伦·坡《泄密的心》这篇短篇小说里，“我”向他人讲述了自己因为老人的那只淡蓝色眼睛而杀害他，以躲避暴露在眼睛下的不安全感，但是最终不安全感却无法驱除，促使着“我”陷入时而疯狂和时而理智的状态中。疯狂与理智交织，渗透在“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中，看似相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混乱的疯狂与理智的混杂下显示的是“我”在不安全感下面对自己和对话他人的不同，虽然最终也没能确切地回答“我”疯了与否这个问题，也没能达到想要证实自己没有疯的目的。但是疯狂与理智以悖论的方式体现了“我”到底有没有疯这个问题的无意义，因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同时也体现了“我”杀害老人躲避不安全感的无效，即使老人最终被杀死，“我”却仍然被心跳声所扰，陷入癫狂。不过，虽然对“我”是否疯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回答，但是疯狂与理智两者的相悖，至少否定了单一用疯狂或理智来形容我这种方式。

参考文献：

[1]Edward W.， Pitcher.“The Physiognormical Meaning of Poes ‘The Tell-Tale Heart”.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6.3（1979）： 231-233.

[2]Kopley， Richard. “Hawthornes Transplan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Tell-Tale Heart”.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23.2（1995）： 231-241.

[3]Prichard， Hollie.“Poes The Tell-Tale Heart”.Explicator 61.3（2003）： 144-147. Wintherington， Paul.“The Accomplice in the Tell-Tale Heart”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22.4（1985）： 471-475.

[4]廖昌胤.西方文论关键词悖论[J].外国文学，2010，（5）：108-159.

作者简介：

付 钰，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