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文婷+植美昌

【摘 要】标话里有部分词汇使用了限定成分后置的构词方式，这些词汇当中没有明显的后置标志，所后置的限定成分都是一个字，出现后置现象的大多集中在形容词上，少部分是名词和数词，只有极个别是动词，而且限定成分与中心成分之间结合得较紧密，不能在两者之间再插入其他成分。标话中出现限定成分后置的词汇，涉及到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与壮侗族语言有语音对应规律的。

【关键词】标话；限定成分后置；古汉语

中图分类号：H3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246-03

一、引言

我国语言种类繁多，各地方言的差异古已有之，早在东汉王充《论衡》中就有“古今言殊，四方谈异。”的记录。[1]在语言交流使用过程中，由于经济状况和使用人口数量的差别，部分语言在交流中处于弱势地位，进而逐渐处于濒危状态，标话就是其中之一。标话是主要使用于广东省怀集县西南部诗洞和永固两镇，在大岗、梁村、桥头等乡镇部分地区和封开县与上述地区毗连的长安、金装、七星等乡的一些村庄中也有使用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2]，该种语言被《中国的语言》一书列入中国境内129种语言之一。[3]

在偏正结构中，起修饰、限制作用的部分在语法上称作修饰限定成分，而被修饰、限制的部分称作中心成分。在现代汉语中，修饰限定成分一般处于中心成分前面。而标话在语法方面的特别之处在于，部分词汇存在修饰限定成分后置的形式，比如说普通话中的“晚饭、大雨、棉衣”等词都是偏正结构，其中“晚、大、棉”是限定成分，“饭、雨、衣”是中心成分。但这些词汇在标话当中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饭晚、雨大、衣棉”，同样的意思，只是限定成分位于中心成分的后面，与现代汉语的语序存在很大差别。

二、标话限定成分后置的甄别

关于定语后置的说法，早在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里就以“加语”的形式提出过；[4]到了1956年，杨伯峻先生在《文言语法》中正式提出了“定语后置”说法。[5]由于定语起的是修饰、限制的作用，且后置的定语没有改变词汇本身的含义。因此判断标话词汇是否使用了限定成分后置的构词方式，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观察后置成分能否无条件地还原到中心成分之前；其二，还原前后的语义是否不变。若以上两者都是肯定的，即可判断该词汇使用了限定成分后置的构词方式。而由于偏正结构中，作为限制性定语的词性不一样，本文把后置结构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种类型进行甄别、判断。

（一）体词性偏正结构

1.名词作限制性定语成分

在标话中，名词作限制性定语成分时后置的情况不多，主要集中在时间名词和五官的分泌物等方面。上面表格里的标话词汇都是偏正结构，修饰限制成分位于中心成分后面，跟现代汉语的语序相比存在差异。在标话里，“早、午、晚”等时间名词作为限定成分被放置在其中心成分后面，但表达的意思跟现代汉语一样。作为后置的限定成分“早、午、晚”等名词，若把它们还原到中心成分“稻”或“饭”前面（标话里“稻”和“饭”两个词的读音是一致的），变成“早稻、晚稻、午饭、晚饭”等词，还原后的语义并未发生改变，由此可判断这些词汇都属于限定成分后置。同样，把限定成分“眼、鼻、梦、耳”等还原到中心成分之前，则变成“眼水、鼻水、梦话、耳话”，其基本语义也不变，同样属于限定成分后置。

2.数词作限制性定语成分

表示亲属排行时，标话里的数词一般放在相应的亲属称谓后面作限制性定语成分。标话的称谓方式习惯于把排名最前、年龄最大的用“大”[lu?5]来表示；而排名最后、年龄最小的用“幺”[la：i3]表示。以上的标话偏正复合词都可以还原成“大伯、大儿子、二娘、二女儿、三女婿、四叔、幺妹、幺儿”，还原后基本语义没有发生改变，属于限定成分后置。这种情况只适用于人类的亲属排行，不会用这种构词方式来区分动物的大小，因此也没有类似于“狗二”这样的说法。

（二）谓词性偏正结构

1.动词作限制性定语成分

标话的偏正结构里，动词作为修饰限定成分的情况较为罕见，只有在词汇“开水”中才会出现。“开水”在标话中被称为“水滚”[na：m4kwan1]，这不是指主谓结构的“水开了”[na：m4kwan1lo1]之意，而是偏正复合词的“开水”之意，限制性定语成分“滚”放在中心成分之后。当把它的限定成分还原到中心成分之前便成为“滚水”，形容的是沸腾的、刚刚烧开的水，虽然普通话中没有“滚水”这样的表达方式，但在粤语、闽南语、四川话和湖南话等方言中会用“滚水”来表示“开水”之意，而且这个词语流通范围很广，不影响理解。把标话“水滚”还原成“滚水”后语义没有改变，因而也属于限制性定语成分后置。

2.形容词作限制性定语成分

标话中的形容词作为限制性定语成分时，大多都使用后置这种构词方式，几乎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以下分类选取部分词汇进行甄别。

（1）自然事物类：晴天（天晴）[man1hoi1]、大雨（雨大）[tshan1lu?5]、干土（土硬）[phen1pha：?1]、圆石（石头圆）[lak8p??2win4]

（2）动物类：公猪（猪公）[ki4ku?3]、母牛（牛母）[m?4pi?6]

（3）食物类：瘦肉（肉瘦）[?a：u4su5]、糙米（米粗）[kau3thu3]

（4）服饰类：棉衣（衣棉）[tan3m?n4]、花布（布花）[pu3fa3]

（5）家具类：长凳（凳长）[ta?5w?i2]、尖刀（刀尖）[tso4θ?m3]

（6）人物类：大人（人大）[lan2lu?5]、老人（人老）[lan2lao2]、聪明人（人精）[lanθi?3]、蠢人（人傻）[lan2s?2]

在标话的偏正复合词中，形容词作为限制性成分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后置于中心成分，只有当形容词作为描写性成分来修饰中心成分时，修饰成分才能放置在中心成分前面，如“漂亮的女孩”[net8nem5k?6lak8n?3]语序就跟普通话的语序一致。上述词汇同样可以把限制性定语成分还原到中心成分之前，变成“晴天、大雨、硬土、圆石、公猪、母牛、瘦肉、粗米、棉衣、花布、长凳、尖刀、大人、老人”等词汇，限定成分还原之后，复合词的基本语义没有发生改变，不影响人们对它们的理解，由此可以判断这些词汇同样使用了限定成分后置的构词方式。

三、标话限定成分后置的特征

（一）从上文提到的例子可以发现，标话后置的限制性定语成分都是一个字，中心成分与限定成分之间结合很紧密，而且标话复合词中的限定成分后置现象没有明显的标志。不像古汉语中有“之”或“者”显而易见的定语后置标志，使人一目了然。也正由于其没有明显的标志，标话的限定成分后置很容易被人忽略，若非使用标话这种语言的人经过认真观察和分析，确实难以辨认。

（二）从目前分析的情况发现，标话词汇中出现限定成分后置现象的大部分是形容词，少部分是名词和数词，只有极个别是动词。

（三）形容词作限定成分时，出现了大量的后置现象，具体可以分为事物和人物两类。当形容词修饰事物时，会在表现物体的大小、厚薄、长短、花纹、公母情况或干湿状况时把修饰成分放在中心成分后面起修饰限制作用，如“大雨”（雨大）[tshan1lu?5]、“长裤”（裤长）[hu5w?i2]等。当形容词修饰人物时，若词汇是泛指某一群体时，限定成分后置于中心成分，如“大人”（人大）[lan2lu?5]、老人（人老）[lan2lao2]；若是特指具体的某个人时，限定成分就要放在中心成分前面，如：“恩人”[jan3njan4]、“仇人”[sau4njan4]等。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标话里“好人”和“坏人”两个词汇的限定成分前后置皆可，“好人”可以用“好人”[l?1lan2]或“人好”[lan2l?1]来表达，同样“坏人”也可以用“坏人”[wa：i6lan2]或“人坏”[lan2wa：i6]表达。

（四）标话中出现限定成分后置的词汇，几乎涉及到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比较原始的老词汇。虽然在标话使用者与周边汉语方言使用者的长期接触下，标话受到汉语的影响较深，但仍保留着一定数量的固有词，其中与壮侗语言同源的词超过一半。这些同源词的语音面貌虽然差别较大，但它们之间仍有不少语音对应规律[6]。而且标话中出现限定成分后置现象的词汇在读音上跟壮侗语十分相似，由此可见这些限定成分后置现象跟壮侗语有一定的联系。比如同样是“水”字，标话里读[na：m4]，侗语念作[nam4]；而同样是“大”字，标话中读[lu?5]，壮语中念[lu?1]。这样的例子还能找出不少，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梁敏、张均如先生提出的标话属于壮侗语族一种独立语言的观点。[2]

四、标话限定成分后置的原因初探

古汉语中的“定语后置”大致有两类情况：一类是远古汉语遗留下来的中心语在前、定语在后的句法模式；另一类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将定语倒置于中心语之后的用法[7]。标话里目前只发现限定成分出现后置现象，后置的成分既简单又短小，还没发现描写性定语后置现象的出现。在藏语中就有少数词汇是用后一个语素修饰前一个语素，处于后面起修饰限制作用的是形容词和数词，如拉萨的“开水”（水开）[t?ukΦ：]、“新桥”（桥新）[samsar]。而在壮侗语族当中也有限制性定语成分后置的现象，如侗语的“新屋”（屋新），壮语的“大树”（树大）[fai4hu?1]。由此可见，限定成分后置的构词方式，在汉藏语系诸亲族语言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语法规则。[8]

除此之外，限定成分后置这一现象在我国南方大多数方言中都有存在。南方地区在历史上作为古百越之地，少数民族种类较多，这里的方言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部分词汇保留着上古汉语中修饰成分后置的构词方式。比如同是“母牛”一词，在潮州、福州叫“牛母”，温州叫“牛娘”；而“干菜”一词，在南昌、梅县、福州、温州叫“菜干”等等。限定成分后置现象一直保留在我国现代南方的多数方言中，许多物名都是用这一构词方式。[9]只是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普通话使用的普遍性以及南方方言使用人群的小众性，导致方言里面曾经大量存在的限定成分后置词汇已经极少使用，只能在一部分日常经常使用的词汇中偶尔能看到限定成分后置的痕迹。

注：文章写作过程中，徐天云老师对本课题进行了悉心指导，在此谨表谢意。

参考文献：

[1]王充.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5：85.

[2]梁敏，张均如.标话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1-116.

[3]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中国的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75.

[4]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6.

[5]杨伯峻.文言文法[M].北京：中华书局，1983.78.

[6]张均如.标语与壮侗语族语言的比较[J].民族语文，1989：42.

[7]赵世举.关于“定语后置”问题的新思考[J].襄樊学院学报，2000：59.

[8]王兴业.古汉语定语后置探源[J].河南大学学报，1999：67-69.

[9]袁家弊.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34.

作者简介：

植文婷（1992-），女，广东肇庆人，汉族，肇庆学院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类；

植美昌（1992-），男，广东肇庆人，汉族，肇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