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芸

摘要：

对于拥有庞大国土面积的我国来说，高密度的都市曾经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土地的问题也向来是不值得我们担忧的。但是，快速的城市化给都市带来尖锐矛盾的今天，无论是对于“拥挤文化”还是“密度试验”，一些建筑师、设计师和学者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在与我国情况十分不同的荷兰，建筑师、设计师们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度情结”。从雷姆·库哈斯到MVRDV工作室，从理论研究到建筑实践，他们都走在了密度研究队伍的最前端。作为亚洲性与高密度的特殊结合体的香港，建筑师对于密度的研究有其特有的一套逻辑。日本的建筑师则选择了用记录的方式对都市的密度现象进行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了解学习这些先锋设计师、学者的研究和实践，掌握其中不明显可见的“隐形的逻辑”，来更深刻地理解有关密度的都市现象，思考“密度”的相关概念和启示。

关键词：

高密度 拥挤文化 实验建筑

高密度的都市曾经远离以国土面积庞大自称的我国，土地、资源等问题也向来不值得担忧。但是，快速的城市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尖锐矛盾的今天，从荷兰到香港，从“拥挤文化”到“隐形的密度逻辑”，都引起了建筑师们的高度关注。

一、荷兰建筑师的“密度情结”

荷兰建筑师一直活跃于世界建筑舞台，在现代建筑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建筑理论和实践丰富多彩，但对于密度的研究，似乎是不约而同的自觉。这种密度情结主要源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荷兰的正式国名是NETHERLAND，意为“低洼之地”，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这样地少人多、土地资源紧缺，需要时时保持警惕的物质环境，使得荷兰建筑师们对于土地的态度不同于以泱泱大国、地大物博自居的我们。

荷兰建筑师对于密度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果，库啥斯主持的都市建筑事务所（OMA）的理论研究和年轻的MVRDV事务所所做的“密度试验”就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代表。

早在七十年代，曾经是记者的建筑师库哈斯就开始关注密度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和研究，在1978年完成了《癫狂的纽约》一书，并第一次提出了“拥挤文化”，来概括曼哈顿的本质。曼哈顿地区林立的摩天楼群是“拥挤文化”最直接的物质体现，电梯和摩天楼的存在是拥挤文化产生的条件。然而曼啥顿式的摩天楼高密度的聚集，虽然能够直观地反映“拥挤文化”，但并非其全部内涵。拥挤并非单指建筑物之间的拥挤，更多的是功能（program）的拥挤。所以在书中才会对“拥挤文化”的典型代表“下城俱乐部”进行着重描述。下城俱乐部像是一个“社会聚合器”，将完全不同的各种功能并置，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生活方式混合在同一栋建筑之中。而这些功能也具有灵活性，可以适时地进行改变。在摩天楼建筑遍地都是的今天，他可能并不具有那么鲜明的代表性，但在当时已足够形成一种独特的“拥挤文化”。

在《癫狂的纽约》之后库哈斯相继写了《S，M，L，XL》、《Great Leap Forward》等书，都表达了他对于密度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包括但不仅限于建筑、城市等领域。库啥斯无疑是最早对于都市密度产生兴趣并做了巨大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建筑师，他的研究和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和学者。

MDRDV受库哈斯理论的影响，保持了OMA理论研究的特质。同样的赞扬密度，认为高密度是城市保持活力、充满丰富性的源泉。但相较于库啥斯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加激进、更加极端，具有很浓的未来主义色彩。MVRDV在理论研究方面有积极的作为，相继出版了《Meta city Data Town》，《FARMAX》及《Costa-lberica》等著作，并在专业领域受到了广泛肯定。在实践方面MVRDv关于密度的成果更受世界瞩目，在研究与实践的转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不同于过往的作品。并且将建筑设计放置在了一个更加宏观的领域里，与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等领域产生密切的联系。从一个更加整体的角度进行设计规划，密切关注社会问题，了解社会现状，构想未来的都市形态。

MVRDV设计了参加德国汉诺威EXP02000国际建筑博览会的荷兰馆，向库哈斯提出的“拥挤文化”做出了回应。将沙丘、暖房、风车、森林湖泊等荷兰典型的风光都融合在了一起，竖直叠摞起来，形成高密度的、拥挤的立体公园，创造了新的空间体验和建筑形式。除了早期的作品，MVRDV在其后来的设计时间中也从未间断对于密度、极限密度的研究和尝试。

以库啥斯为首的荷兰建筑师的预见性和深刻性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具有专业素养和热情的建筑师们。《癫狂的纽约》也成为当代都市文化的经典之作。远在亚洲的建筑师们，也对密度产生了关注，其中以日本和香港的建筑师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更为全面和深刻。

二、东京制造

日本建筑师对于东京的密度研究是亚洲性与高密度结合的典型代表。没有像库哈斯或者MVRDV一样提出“拥挤文化”的定义或者应对的策略，也没有对于未来都市的设想和假设。日本建筑师对于都市的密度现象，采取了记录和观看的方式。放下了作为设计者的高高在上，犬吠工作室（BOW-WOW）带着发现和学习的心态，穿越东京的街巷，描绘记录那些被人遗忘的“滥建筑”（Da-me Architecture）。如果说《癫狂的纽约》是曼啥顿“拥挤文化”的大声宣言，那么犬吠工作室所著的《东京制造》就是在讨论以空间效益最大化为前提的东京日常建筑的生成逻辑。作者视点敏锐、观念犀利地暴露了东京的“杂交现象”，虽然没有对于城市现象的主观介入，只是对于“滥建筑”现象的再现，却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东京这样寸土寸金的都市中每一寸土地都需要达到最大的利用效率。

书中总结了十个思考《东京制造》的关键词，异种格斗技（跨领域视野），自动尺寸（都市填补“空白”现象）、宠物尺寸（满足需求即可的尺度）、物流都市（车本位城市）、运动的（屋顶“运动场”）、副产物（复合也是依托）、都市居住（职住一体，人车同住）、机械即建筑（冷却塔，换气塔成为都市纪念物）、都市生态系统（人的活动构成都市生态链）、假象基地（信息时代的“场所”缺失）。

这十个词基本可以囊括所有的案例，概括精准，并体现了作者新鲜的视角和观点，如案例27的立交桥下球场，作者形容它“想象被螺旋斜坡道与车流白色噪音包围的网球赛，仿佛身处美国公开赛的观众席与欢呼声浪中一般充满临场感。”又如案例45的隧道上的神社，“在利用新干线通勤途中不知不觉就已参拜神社上百次。”均是对这种“错位”的“复合建筑”的谐趣调侃。虽然被许多专业学者和读者认为：没有试图通过这些案例来解决宏大的都市问题，也许是研究略有遗憾的地方。然而这样谦虚的态度可能更适合用来研究和描述这些都市中的“滥建筑”，它们本身就是城市中沉默的大多数。

三、香港的密度逻辑

如果荷兰、日本被认为是高密度的，那么香港作为数十倍密度高于荷兰的现代都市，则可以称得上是超高密度了。香港的建筑师们在这个建于岛屿的都市中面对着各种局限（有限的空间，高昂的土地价格、多变的地形等），不断地挑战各种极限。毕业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香港建筑师张为平认为，“曼哈顿主义至今一直持续影响着全球新城发展模式。而香港的高密度文化，因为亚洲的东方式传统、政体上的特异以及与其金融资本之间的本质连接，都导致其城市在实体和精神方面与曼哈顿模式呈现出迥异的局面。”于是在他所著的《隐形的逻辑》一书中，对香港的超高密度和亚洲性单独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在这本研究方式和行文特点带有“荷兰味道”的书中，建筑师并未对香港都市的这种隐形的逻辑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归纳，更多的是运用图示、分类的方式对于现象的展现、分析以及评述。研究分为了七个部分，并不是呈递进或者包含的关系进行研究，各个部分呈并列的方式从不同角度阐释香港的“拥挤文化”。

这七个章节中最具亚洲性、高密度代表性的部分无疑是“非正式”这一章节。那些没有由建筑师设计规划而产生的违章建筑，遍布亚洲城市的各个角落，有些被人遗忘，有些则成为焦点，发生着各种丰富有趣的事件，成为城市中意外的热点。不同于欧洲或者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自发建造，亚洲城市大多没有田园牧歌式地建造远离都市的温馨空间，而是在拥挤中，在各种限制下，在法律的边缘和规范的底线之上，做出的对功能需求近乎木讷的回应。那些被临时搭建的卖杂货的阳台、藏在住宅楼里的家庭面馆、天桥下简陋的居住空间，都是亚洲城市特有的“风景”。

同时具有高密度和亚洲性的香港是生动的、丰富的且充满不可预知的趣味的。与库哈斯一样，张为平也对高密度的都市表现出了过分褒扬的态度。对高效率毫不掩饰的赞扬和对欧洲低密度城市萧条状态的描述，都让人兴奋后产生质疑。高密度带来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生活代价高昂等问题都不能被忽视，这样逼仄的生活空间对于人们心理和身体的不良影响也并非不可见。当然，就像在书的最后建筑师所说的那样，“帷幕已经拉开，而正剧才刚刚开始……”

四、拥挤的北京

不同于东京或者香港狭小的土地面积，北京面临的密度问题似乎更接近于纽约的状态，但是又有不可忽视的亚洲性。与其他大都市一样，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没有选择是否接受高密度的机会，而都是在经济和技术的高速发展下被动地迎来这种状态。交通拥堵、地价昂贵、空气污染，无一不提醒着人们，高密度带来的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人们的生活。不断地向城市周围空间扩张并非解决密度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建筑师李涵和胡妍受到《东京制造》的影响，对北京的三里屯南42号楼、798和南锣鼓巷进行了调查研究，作为研究的文本出版了《一点儿北京》，运用了轴测图这种专业的方式对这三个具有特点的空间进行了描述和再现，但《一点儿北京》似乎更像是一本旅游导览或者说是城市绘本。在这套文本正式出版之前，曾经印制的黑白册子内容不如正式出版物丰富和多彩，却更加朴素和专业。

拥有数百年前的古迹，也有当今最先锋的实验建筑；拥有空间逼仄、非正式改造颇多的胡同小巷，也有体量庞大的好像一个微缩城市的综合体；与香港最相似的地方就是，北京也是一个“非设计的有趣空间”和“设计的无趣空间”的综合体。就像一个混合器，将曼啥顿主义的拥挤和东京制造的拥挤以及香港逻辑的拥挤混合在了一起。在这个城市穿行，可以看到纽约、东京或者香港的断片，无序堆积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北京本身的识别性。

北京有许多可以研究密度的空间，例如三里屯南42号楼，这栋自发改造的住宅楼有着《东京制造》里所提到的拥挤特点；例如五道口，这个被称为宇宙中心的区域与香港逻辑下的拥挤非常的相似；又例如CBD，摩天楼林立的中央区域更是曼啥顿宣言下的拥挤产物。这样的类似空间还有许多许多，值得感受敏锐、视角独特的建筑师、设计师研究和学习。

结语

对于密度的研究，起于荷兰，影响了世界各地对于环境、空间、社会相当关注的建筑师们。面对密度带来的问题，他们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态度和策略。正如库哈斯在《S，M，L，XL》的非正文部分说：“生活的地狱并不是在将来的某时，如果有，那它早已存在了——因为我们所处的地狱往往是我们自己一手制造的。想要逃离苦海有两种可能：1接受地狱并成为其一部分，你再也感觉不到地狱及痛苦；2以持续的警醒、怀疑和冒险的欲求，找寻哪里是地狱之中非地狱的部分，将其隔离，赋予其生存空间。”荷兰建筑师无疑是第二种，而香港建筑师更像是第一种解决方式。至于日本的建筑师，似乎从他们现在对于密度的研究和实践来看，应该是比较模糊的，也许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说综合了两者。而面对北京，建筑师们要了解现状，对城市进行专业的研究，辅以实践，去找到适合的态度和策略，才能将可能成为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梦魇状态改变成一种“拥挤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