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娟++王伟伟++邵玲玲++王慧敏++牛富

关键词跨界流域水资源冲突；政府强互惠；分散优化；一级水权配置；漳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C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148-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19

我国被联合国列为贫水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水体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更加剧了水资源供求失衡的状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强化了用水个体、组织及地方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水资源准公共物品的属性，经济主体按照自利原则的用水决策行为，导致了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日益短缺的水资源所呈现出的“拥挤效应”，使得经济主体之间的用水行为和利益产生巨大冲突，在我国的跨界流域已成为区域性的社会治理难题[1]。

解决水资源冲突的根本途径在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开源节流，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水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水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水权制度改革[2]。我国具有多层次的水权制度。一级水权，又称为初始水权。一级水权的界定，是二级水权交易的基础，同时，在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又是解决水资源分配冲突的必要条件。水权建设必须在水量分配的基础上，建立水量分配方案实施的制度和能力保障，构建水量分配的权力边界，实现水量分配由“量”到“权”的转化[3]。目前流域一级水权的配置仍普遍采用集中配置模式。一级水权配置问题往往涉及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世界范围内流域普遍价值观认为应该将公平放在第一位，在公平的基础上达到效益最优化，并且通过建立各种集中优化模型，得出理想的自上而下的配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