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摘要：从福克斯和米勒将后现代公共新政的概念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后学术界对其相关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而官僚制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表现形式，具有现实的研究价值。本文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视角，重点从官僚制的元叙事批判、重复性实践视角下的官僚制解构、能量场理论下的官僚制批判三个维度对官僚制进行解构，试图对官僚制进行多元分析。

关键词：后现代公共行政；官僚制；解构分析

一、引言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是在1995年由福克斯和米勒引入到公共行政领域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对现代公共行政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官僚制研究，可以追溯到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书中，韦伯对官僚制理论做了比较研究，由此官僚制理论正式被提出并得到了理论化，进入到学术研究范畴。进入到二十世纪以来，官僚制就不断受到批判。甚至是韦伯本人，在其晚年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表达了对于官僚制的悲观情绪。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传统主义，它对于工业社会建制与话语体系又进行了全面解构，对于官僚制的批判也理所当然。因此，本文就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视角，重点从官僚制的元叙事批判、重复性实践视角下的官僚制解构、能量场理论下的官僚制批判三个维度对于官僚制进行解构分析。

二、官僚制的元叙事批判

元叙事是相对于小叙事的，规模宏大、包罗一切的解释世界的模式。后现代主义者早已意识到元叙事不是解释世界的唯一路径，认识到了这种宏大的叙事对于其他无数小的、异质的叙事的排斥，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承认“他性”的存在并且要求其得到合法性的地位。

在法默尔看来，他性是公共行政的关键概念。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上，反对元叙事实际上也就是反对理性及其化身（官僚制）的终极的不可置疑的地位。人们可以怀疑组织机构服务于唯一目的“效率”的正当性——除了效率，我们是否也应该尊重其他价值，也可以怀疑在组织管理中运用单一的解释和管理策略的正确性。因此，在此基础之上，作为对于传统元叙事的一种替代，李欧塔的语言游戏便孕育而生。

语言游戏认为权力结构既不是永久的也不是不变的，而是能够得到不断地重新商议的。这样可以鼓励所有参与者进入到对于权力、价值等概念的预言游戏的重新定义当中，从而实现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或者相互关系上的成功。

三、重复性实践视角下的官僚制解构

在传统视角下，官僚制这个概念指代一整套外在于人类的机构设置和制度设置，因此就可以出现人员流转而机构长存的情况。但是，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官僚制只是作为人类实践的结果而展示出来的。“系统、制度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务并不是存在于个体（群体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领域之外，而是内化于这一客观领域之中。”因此，官僚制就丧失了其作为一种客观或者独立存在物的优先地位，成为了人类符号的一种物化表现——物化的合并性集合。

这种理论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在解构官僚制，否认了官僚制的客观性，否认其在人类活动领域的优先地位：它是作为可以被改变的、实际上已经被不断改变和塑造的人类的重复性实践，而不是作为一种理性的化身或者一经设计出来就可以保持最优效果的人类谋划。

比如说，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官僚制这个符号下重复性实践的谱系研究，就发现官僚制早已从一种控制的封闭系统转变成了软化的、建立联系性和相关性的多因素分析（或然论）。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注意一下两点：第一，既然官僚制下的重复性实践已经改变，将一切被冠以官僚制名称的制度都进行抛弃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需要判断哪些重复性实践需要改变，哪些不需要。第二，不论是决定论还是或然论，都是建立在刺激-反应模式上的。在决定论上就是层级控制和命令，在或然论上就是因素分析和变量操纵。我们承认它们有解释力，但是它们的解释力其实是不够的，因此就需要更强大的解释工具——公共能量场。

四、能量场理论下的官僚制批判

在对官僚制进行了解构了之后，福克斯和米勒并不打算完全抛弃它，而是提出了公共能量场理论对于官僚制进行一种“改造”。福克斯和米勒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们讲这种后现代的关系网模式应用到了行政领域并且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解释公共领域中的问题。

公共能量场这个概念，包含了来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内涵，当然其中的能量的概念来自于物理学中的相关概念。区别于现代的官僚体制，能量场中并没有层级控制或者是上下的级别关系，它提出了一种三维的、相互影响的模型。在此模型内，每个人都是公共能量场的许多交接点中的一个，甚至国家的行政首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交接点，没有人处于最中心。

这实际上也是对于官僚制做出的另一种解构，公共能量场理论要求人们放弃对于政府体制的中心化、层级化的理解模式。更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能量场的开放性造成了可能出现的影响正常对话的情况。为了实现功能平稳、有效地预言游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了政治领域有关话语的四种正当性的根据，即真诚、切合情景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根据话语正当性的标准，福克斯和米勒提出并且区分了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这三种政府与公民的对话模式，并且认为相对于另外两种中存在的正当性问题，“一些人的对话”在满足话语正当性上是最成功的。

实际上，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内部也面临着分歧和争议，例如福克斯和米勒这些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游戏或者解构的理论家不得不面对“理性化”的批评，但是不进行构建而单纯进行解构和破坏的后现代视角又难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同。因此，理性问题永远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关键。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实践上的困难同时也包括现存大叙事对于该理论的排斥，以及理论在具体实施上的模糊性导致的行动的缺少，这归根到底还是学术理论上的不足。

五、结语

事实上，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同样面临着其内部的争议与分歧，例如福克斯和米勒等，这些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游戏或者结构的理论家们就不得不面对“理性化”的批评。所以，理性问题还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反行政”概念的出现，关于公共行政概念的所有传统理解全都受到解构，甚至受到否定，官僚制也不例外。因此，解构其实也远远不是终点。

此外，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于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启示和价值到底在于什么方面？不断突破元叙事的限制，构建共同话语才能打破固有的官僚化的模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不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对于解释和矫正中国公共行政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因此，这一些内容的思考，更需要通过深入的学习而去探究。（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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