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

摘 要：早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就开始不断地商讨战后对日政策，直至日本投降前夕才大致确定对日占领政策原则-非军事化与民主化，而作为战时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对财阀势力的处置是占领政策中经济民主化的重点之一，对财阀的控制程度直接影响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苏的威胁力。

关键词：国务院；三部协调委员会；财阀解体；股份公司整理委员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出乎了华盛顿决策者们的意料之外，从1945年9月开始直至1946年末，对日重要政策才一一落实结束，其中财阀政策以SWNCC 302文件为标志，直至1948年才逐渐落实。

本文将通过梳理二战结束前对日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美国制定对日政策的考量，并通过战前财阀发展来阐述解体财阀的必要性，最后将对占领时期解体政策施行情况进行分析。

1 美国对日战后经济政策制定过程

（一）早期对日政策设想

1942年随着美国向法西斯国家宣战，国务院正式接手战后事务的计划。国务卿赫尔于1942年2月扩充特别调查处，设立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二次），同年夏天，委员会成立远东问题小组，开始讨论日本问题，其成员主要由当时的被称为知日派（Japan Lobby）的专家组成，其中包括远东问题权威布莱克斯利（George H. Blakeslee）及日本史专家博顿（Hugh Borton），最初议题主要是天皇制存废、日本领土范围、战后日本经济形式等问题。

知日派的对日规划始终与决策层有所差异，在1943年的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发出声明要求“德日意无条件投降”，与总统类似，大部分美国国民也希望实现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硬和平（hard peace），对此，知日派有不同考虑，他们希望以《大西洋宪章》为基础，实现以再建日本为目标的软和平（soft peace）。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经济政策规划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远东小组历时8个月着手制定具体对日政策，博顿与罗伯特·费瑞（Robert A1. Fearey）分别负责政治与经济事务。经过8个月对日政策研究之后，负责经济事务的费瑞在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充分分析了当时美国内部的三种对日经济主张，他认为最极端的是使日本经济退回江户时期的农业经济水平，第二种是废除其重工业及海运事业，第三种则是实现非军事化和非武装化，但保留主要产业，即给予其经济复兴的机会。

对此，费瑞提出了三点考虑，首先是战后日本遭受战败重创，其生存需要问题，其次，重创日本经济的同时，远东各国战后不断发展，日本商品也将被迫卷入竞争而变得被动，彼时美国将有可能丧失远东市场，另外最大的困难在于，若完全扼杀日本经济复兴的机会，他国也会拒绝平等对待日本商品，这样的结果将会加大日本输出难度，其对外贸易受阻，从长远来看对美国而言也并非乐事。

总体来说，费瑞赞成美方第三种稳健的意见，在出于人道主义的前提下，同时考虑到战前日本作为美国第三大输出国和第二大输入国，以及平衡亚洲各国权力的需要，有必要给予日本经济复兴的机会，这点也得到了经济调查部的弗兰克·威廉姆斯（Frank S. Williams）的支持，1943年12月17日远东小组下的领土小委员会在讨论中达成一致，当时的整体考虑认为一战后以经济封锁来惩罚德国，从长期看来这种方法并不成功，委员会官员表示许多德国人因为一战后的经济封锁使其孩子遭受长期饥饿之苦，其恨意经历弥散，这种教训应该在处理日本问题方面避免，此外，维持战后日本社会的生存需求的处理方式反而有可能使日本人对美国心存敬意，这样的意见同样得到了罗斯福的肯定。

总言之，战争结束前，美国内部大致出现了6种对日方案：

第一种是灭国奴役论；第二种是隔离论；第三种是干涉变革论；第四种是牵制利用论；第五种是慎重干涉论，这一方案的支持者大多来自知日派，远东小组负责人布莱克斯利认为美国没必要特别去管理日本内政，在保证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尊重其现行的包括天皇制在内的各种制度；第六种是以博顿为代表的积极诱导论，与前一种类似都来自于知日派的意见，但与之不同的在于，博顿认为虽然天皇制可以保留，但有必要在日本社会进行自由主义改革。

经过分析讨论，否决了多数方案，最终留下积极诱导论与干涉变革论，积极诱导论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知日派，他们希望保留天皇制、利用天皇及日本政府处理内政、解体日本帝国、实现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等，但国务院官员认为知日派的设想过于宽松，国务院更倾向于直接统治。

1944年2月国务院设立战后计划委员会（PWC），4月起计划委员会召集知日派共同商讨对日政策。同年5月4日制定出的PWC 108b系列文件被视为国务院首个较为成型的战后政策。其中明确了战后政策目的，即防止日本对美国及其它太平洋诸国再造成威胁，建立尊重他国权利及国际义务的日本政府。另外，明确提出了占领三时期，第一，解除武装，撤毁军事设施及武器，并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第二，军事审查及经济统制，并普及民主主义思想，建立文明政府；第三，开始回归国际社会。

关于对日占领的经济目的，知日派希望在赔偿基础上，最终将日本经济推向世界经济发展轨道，但计划委员会官员并不这样想，国务院官员更多地倾向打破日本经济集中化模式，摧毁其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抵制其复苏所带来的威胁。在两方进行拉锯战时，适逢前驻日大使格鲁出任远东司司长，在格鲁的支持下，知日派得以与国务院官员对经济制裁进行力争，关于经济制裁力度问题也因此一度陷入僵局。

1944年12月底，国务院、战争（陆军）部、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成立，对日政策决策中开始加入军方意见。

1945年1月19日，三部委员会进行会谈，军方力主对日进行“严厉而公正”的处理。随即军方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政治军事大纲，委员会就此大纲作出了报告（SWNCC21），报告重点在于解除日本全部军力并由占领政府接管日本。对此，5月2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提意见，建议委员会参照对德政策重新审视报告，重点仍希望维持对日严厉制裁，政策中心应该围绕非军事化与民主化，这点在军方内部意见颇为一致，5月1日通过海军作战办公室备忘录传达对三部协调委员最新的一份对日政策概述（即后来的SWNCC 150）的意见中，提到原定的严厉而公正政策，建议将公正去除，称不必在意军事政府的政策效率，重点在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