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汝捷

2016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不到10日，褚钰泉先生突发心脏病离世了。逝者生前不事张扬，但在读书界都知道他是《文汇读书周报》的创办人和主编，退休后又创办了《悦读MOOK》并任主编。在2015年复旦校庆同学聚首时，他是同班学友中年龄最小而精力充沛的一位。此时讣闻传来，不免疑信参半；而悲痛之际，50余年的交往片段，故人的音容笑貌，仍不时闪现眼前。

我和钰泉都是复旦中文系1961年入学生。那届同学中以生于1942、1943年者居多，也有岁数更大的，而钰泉生于1944年，是名副其实的小老弟，大家都唤他“小褚”。刚入学时，我与小褚不在同一寝室。大约过了一年，学生寝室和学习小组有所调整，从此我便与他同室而居、同组而习。那时一间寝室住8个人，从我保存的学生时代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年8条汉子的身影，加上3位娉娉袅袅的女生，便是学习小组的全体。

我对钰泉一直怀有好感。他是多才多艺的人，擅用排笔写很大的美术字，也能信手画出一些小插图，所以每逢开会、游行，需写大横幅，或办壁报，需美术加工时，他都是不二人选。依稀记得在罗店参加“四清”时，他也曾被抽调去筹办过什么展览。当他展示才艺时，我通常是个安静的欣赏者，偶尔也会就图案、色彩发点议论。

在我们就读的1960年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同学们去向政治辅导员汇报思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钰泉告诉我，他从来没有主动进过处于同一楼层的辅导员房间。这使我对他倍感放心和信任。我受父辈友人熏陶，从高中时期就比较偏爱古典文学，进大学后，仍会去一些老先生家登门请益。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种行为显得另类和不合时宜，所以我很少向同学提及，唯独对钰泉几乎不存戒心。譬如住在复旦第一宿舍的郑权中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合称）功底甚深，我去他家拜访后，会向钰泉转述一些谈话内容。有次我请郑老为我题写一幅扇面，取回后立即拿给钰泉欣赏。钰泉看到下款所题“郑权中病腕”几个字，笑道：“‘病腕都能写这么工整有力的小楷，不‘病腕的话……哈哈！”

又如徐澄宇先生，原是复旦中文系最富诗才的教授，1958年被划为“右派”，发配新疆石河子，1961年返沪，次年被聘为市文史馆馆员，1964年又因言贾祸，锒铛入狱，1979年始获改正。他和夫人陈家庆都是当年我乐于请教的对象，有时从两位老人处听到一些独异见解，便会忍不住向钰泉转述，而他总是很感兴趣地倾听。那时郭沫若正发表《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曾向徐先生问及对郭著的看法。徐说：“你学写诗，应该多读一些谈诗法的诗话。《随园诗话》只讲故事，不谈诗法，可以不读。郭沫若的文章更可以不读。”我将这番谈话复述给钰泉，他马上接口：“有道理！”我想，后来钰泉能在读书界纵横自如，与他青年时代即善于把握问题关键是分不开的。当然，徐先生被捕后，我就再也不敢向任何人透露我与徐陈夫妇的交往了。顺便可说的是，近数年来，徐的旧著《诗法通微》已重版，徐校点的《高青丘集》、徐陈的诗词残稿《澄碧草堂集》已陆续问世，而我也在《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回忆这对诗坛伉俪的长文。

大学毕业后，钰泉分到《文汇报》社，我则在武汉文教系统工作，天各一方，来往就少了。1977年秋，正值历史小说《李自成》风靡全国，我很意外地被调去给该书作者姚雪垠先生当助手。抵京几个月后，忽接钰泉来信，谈及别后状况，又说从友人处获知我的行踪，因此来函约我为该报副刊写一组闲话《李自成》的短文。从此我们加强了联系，我到上海时，会去位于圆明园路的《文汇报》社看他，至今对报社那座铁格子拉门的老式电梯留有印象。

1985年春，我辞别姚老来到湖北省社科院工作，大约过了一二年，就接到钰泉的信，说他已调《文汇读书周报》任职，欢迎“赐稿”云云。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在《文汇报》开辟“书亭”专栏，以后又扩充为“读书与出版”专版，《文汇读书周报》正是在既有基础上由他创办并任主编。周报很快在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每期由钰泉执笔的“阿昌逛书市”也备受读者青睐。这时无论是读周报，还是见面交谈，我都明显地感受到老同学阅读的广泛、视野的开阔，钦佩之余，更为他感到骄傲和高兴。

我那时有自己的书稿计划，并没有多向周报投稿。印象较深的一件往事是在1990年代后期，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楚美术图集》，收录的青铜器、漆器、玉石器、琉璃器、绘画、丝织、刺绣等由出土文物摄成的图片，印证了两千多年前南方祖先的辉煌创造，而由楚学专家张正明撰写的长篇导言、美术理论家皮道坚撰写的图片导读，不仅论述清晰深刻，而且文采斐然。一天，该书责编专程来访，说湖美社决定为《楚美术图集》申报中国图书奖，希望我能写篇书评，最好能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或《光明日报》上，且必须赶在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发表。我承诺下来，随即打电话给钰泉，向他介绍该图集的特色以及拟申报奖项等事宜。他问清书评的大约字数后，说本期周报已发稿，他可在下期为我预留版面。由于当时尚未使用电子邮箱，他又提醒我稿子写成后要用传真机传给他，以免邮路耽搁。这样，一周后题为《诙诡谲怪·惊采绝艳》的拙稿便在周报刊出，后来《楚美术图集》也顺利荣获中国图书奖。该书主编张正明先生获知这一发稿过程后，幽默地说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这是深圳速度啊！”

十多年前，我们相继退休。我继续写自己的书，而钰泉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策划，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合作，推出了由他主编的《悦读MOOK》。不久后他就来电谈及这个新的园地，希望我能投稿。我问他“MOOK”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一个新词汇，将Magazine和Book组合在一起，即“杂志书”之谓。我说这很新鲜，依我的习惯，用书号发行的杂志一般称为“以书代刊”。他笑了，说名称是次要的，关键在内容。他说得没错。看了几期他寄来的《悦读》，立刻被其新锐而又不失厚重的内容所吸引。我因书房过于拥挤，有些杂志看过就送人或当废纸处理，而《悦读》则被我保存下来，想着或许哪天还会重新翻阅。

因为觉得《悦读》办得太好，便不敢轻易投稿，曾经投过一次稿，却又主动撤回。那是若干年前，我在《世纪》上读到陈四益先生一篇笑谈“四清”运动的杂文，引发对当年一段往事的回忆，于是撰成一文投给《世纪》，也算对陈文的呼应。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未见回复，以为对方不用，便改投给钰泉。钰泉和我以及四益先生当年都在胡桥公社参加“四清”，有共同的经历，收读拙稿后当即表示可用，并说要转给四益先生一阅。不料几天后我就收到《世纪》编辑的邮件，说因为忙碌，多日未打开邮箱，刚刚才读到拙稿，已决定刊发。我只好如实告知钰泉，并撤回稿件。

钰泉在读书界享有极好的口碑，这是因为他非常敬业，对工作有忘我精神，待人又诚恳热情。2011年后，我在沪汉两地轮流居住。一次通电话，他知道我正在上海，便要请我吃饭。他先问我的住处，听说我住在华东政法大学附近，便约好在中山公园的御花园餐厅见面。这样，我只须步行穿过华东政大，几步路就进了公园，而他则需要乘出租车前来。由此类小事足可看出他待人处事的周到细心。那天我们聊得很尽兴，聊学界文坛的趣闻轶事，也聊彼此的近期工作。我因两地居住，通讯地址变来变去，便让他今后不要再寄赠刊物，以免丢失。他说最近一期还是要寄给我，因为上面登有吴中杰回忆戴厚英的文章。吴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所著《复旦往事》《海上学人》深受我辈喜爱。而这篇文章据说仍秉持他一贯的风格，对相关人事娓娓道来，直言不讳，虽然发表时对某些姓名作了技术性遮蔽，但圈内人一看便知所指为谁。“你一定会感兴趣的！”说这话时，钰泉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钰泉另一令人起敬之处，是他为人的低调和清高。这么多年，除了介绍刊物内容时会情不自禁地透出愉悦和自信，钰泉从不自我夸耀，也不愿别人来宣扬自己。当他希望给读者提供一点阅读参考时，用的是一个大众化的笔名“阿昌”。编辑生涯中，钰泉交友广泛，其中不乏名流，但在他口中从来不会以此相标榜，在他内心，更深以攀附行为为可耻。他是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东床快婿，而交谈中也极少听他谈及这层关系。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听他谈到陈先生。那是2012年秋，同室好友、当年的学生会主席陈发春宴请几位同学。席间谈及健康话题，钰泉插了一句，说他岳父就是外出期间突发心肌梗死去世的。万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多，同学中最年轻且精力旺盛的钰泉也同陈先生一样被心脏病突然夺去了生命。

钰泉的低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谦虚，他的清高也决非矫情，这里承续的是一种传统文人的风骨。在今日文坛学界一些人特爱自吹自擂，又特爱拉名人以自捧的恶俗风气下，钰泉的人格特质显得分外可贵。

唤回文人风骨，也许是对钰泉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