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翔

我在另一篇笔记中是这样表达的：

“网络时代的未来，人们并不该，更不能把对人类文明数万年积累的记忆，全部托付给电脑，否则，人，将沦落为单一行为的机器。”（《艾柯的清单》）

古往今来一切书写的必要都源之于记忆的必要，这种记忆亦多为生活经验的积淀。而在尚无文字的年代，传唱与图绘当是传承记忆的必然方式。

却不是每一件事物都必要去记忆的，也不是每一件事物都能够记忆下来的。而那些铭记于人们头脑里的东西，即便不去书写，它依然能够传承下去，说明它们是生活中活灵活现的有机存在。

生于最穷时代之扬州的我，却是二十岁不到就外出找生活，如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对老扬州的记忆，竟是一切记忆中最令自己动心的，每次，凡涉此一话题，总有一种感动与愁绪渗透出来。知命之年，却才明白母亲甚早就授予我的一个真理：其实，天下的最美味，只有一道菜——家乡菜。她怎会如此贤明呢！

多年来，自己行走了亚、非、欧、美几十个国家，跑过数以干计的码头，心得却只有一个，竟还是那么简陋，并无诗意可造，诚如母亲的真言：天下的最美是家鄉。

我想哭。一个看似单调的乡音，竟要花去大半生的周折才能明悟，就像一个圈圆，是点线点的运合。起点乎，终点乎，当人生的美好与坎坷之后，它们已经不复存在。我所谓愈合亦是一种境界，别人则说成圆满。

此三十多年来，扬州又一巨变。面目全非，此一词语恰当吗？干头万绪，何以评说。

很早以前，在扬州汶河路挖地施工建设的时期，为学陶瓷，在工地拣瓷片，我真切了解到了它的地层文化，从汉直至清，特别是唐时的风貌残迹信息尤为丰厚。在那骑鹤下扬州的年代，不只是各地的中国人，亦已有域外的、西域而来的外国生意人，在那儿生息，至今我还珍藏着所拣到的相关物具。

我以为，史可法的忠勇与固执让温雅的扬州城毁于一旦，历史的问号是：他真的以为能够以自己的一人之“忠”，将明末的腐朽扶立于神奇吗？那可是满城的身家与性命！一个断无胜算的败局，竟赌以十万人的命！

胸无海量的我，只会此小人之见，本分地还以为：判断历史，没有任何人可给出标准答案！

是否，这样说行吗：一人名就白骨堆，断无功成千古憾。

历史的记忆与教育，其意义在于启示生命思考的方法。

另有一位后人，却不是大多扬州人的记忆：二十四岁中进士，二十六岁即为扬州推官的山东人士王士稹。那时的读书人是有“真才实料”的，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后生的三朝阁老、封疆大吏、扬州人阮元并不屑认同我的观点。

被屠城十日后的扬州一片可以想象的惨景，昔日的光华与荣耀已成为人们模糊的记忆。百废待兴，王士稹来了。此人相貌端详，却是扬州城的良兆。此人尚无特别的技术与业绩，却是长于词藻与文思之辈；抑或如人们常说的：长袖菩舞。他到扬州，以二十六年龄，首先做起了地方上的形象工程。习性中他喜文爱艺，史称任上的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他以一己的魅力，招呼天下的骚人，做起了“红桥修契”的文章。简单粗俗点儿说，也就是把一小河边的“破桥”以诗歌予以仙化。在我看，一个心存美意的旧时墨客，置身于一个“穷乡僻壤”是于心不甘的。此不是我刻薄，给自己的生活弄出点热闹也是于情于理。首先在气势上，他让人重新收拾起曾经扬州的意趣。无论是出于他存心抑或偶合，真实是，扬州又进入了历史的视线，从晚明刮起的旅行之风，得以延续到扬州，一地之召唤力，也是需要故事与品牌衬托的。王士稹的粉饰得到了康熙帝的嘉许。

我在欧洲各国已行走四次，得出的印象是，早在十七世纪，特别是西欧的绘画已出现“古典风情主义”的苗头。对此我曾撰写过一篇专论文：《欧洲风情主义绘画》，说的是，在尚无照相机的年代，是那一批欧洲的旅行艺术家，将东方的风情用绘画传递给了世界，激发了对东方的向往。随后到来的蒸汽机时代，又把此一向往变成了真实与潮流。

王士稹做了同样的事，只是他是用歌诵为诱头来实践而实现的。

在古与今的磨合犹豫中，今天的扬州似乎走得太快。在世界各国都深刻意识到要吃“古人饭”的今天，曾经辉煌的最后遗产，往往会因为急切的“改善”意愿而迷失太快。由此而出的“是”与“非”，似乎该定下神来重新思考。

就在前不久，我带一个港台艺人、学者的十余人团队探访我的家乡，自豪的背后却是忧虑的积郁。虽然，扬州的点心与小菜依旧是那般令人眷念，扬州的风情与人文依然是那般清纯透彻；心，却是悬挂在杞人之天上，怕，儿时深刻的美好记忆，被变成无所寄托于真实的记忆；甚至，这种记忆将无法以真实去传授给作为扬州人、扬州根的下一代。

我以为，失去了地方本位的个性，就会失去本位独立价值存在的依托，人，如此；城，亦如此。

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更需要人们对一切生命、共同生态的重新思考。

记忆的濒危，这是不期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