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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广场26号

2016-05-30李金荣

岁月 2016年11期
关键词:舍温芬妮济慈

李金荣

从古罗马斗兽场出来,穿过标有西班牙使馆标志的孔多第街,就到西班牙广场了。下午四点刚过,就已天色向晚,加上游客稀少和著名的西班牙台阶正在修缮,被幕布遮掩着,整个广场除了喷泉依旧,不见一点《罗马假日》的浪漫。心悻悻然。不料从幕布边走过时,与标有“济慈、雪莱纪念馆”的一座小楼相遇。立刻跑过去。门扉紧锁。不过还好,在罗马还有一天的行程,等明天便可一睹真容。

都说期待是美丽的,其实更多的是五味杂陈,就像此刻行走在晚风中的我,“济慈”的突然出现,让我想起了曾经的“迷诗”岁月,那时我也就十七八岁吧,因《外国情诗选》知道了“济慈”这个名字。如今不期而遇!意外得有些忧伤也有些恍惚,忧伤是因为逝去的青春与梦想,恍惚是因为时光的流逝与不可思议,隔着近200年的时空,我们竟在罗马相遇,在这个于他于我皆为异国他乡的地方。

第二天,阴雨绵绵,我再次来到纪念馆。这是一座意大利民宅式的三层小楼,当初被人们称为“小红房子”,因为它通体漆成了深红色,如今由于光阴的剥蚀,已变成黄白色。19世纪末,意大利“济慈、雪莱纪念协会”把这座小楼买了下来,改为纪念馆。事实上,雪莱只是来过罗马,但没在这里住过,只有济慈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去世,因此馆里的展品主要与济慈有关。

走进纪念馆,才真切地感觉到它的格局,确实不大,但很安静。一楼是纪念品专卖店;二楼是视频室兼休息室;三楼是一个类似小图书馆式的书房,图书大多来自社会捐赠,其中济慈的卧室就在书房右边尽头的拐角处。

卧室很小,一张船形的单人床占去了半间屋子,紧靠着小楼西面的墙壁,窗下便是西班牙台阶,也就是《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扮演的公主享用冰激凌的地方;窗外就是西班牙广场和喷泉。喷泉在当地很有名,像一艘石船,出自中世纪雕塑家老柏尼尼之手,据说灵感来自台伯河泛滥时曾将一条运酒的船冲到了广场中央。不知济慈看见这条早期巴洛克风格的沉船有何感触,反正在罗马的100个日日夜夜,汩汩泉声就像他忠实的朋友舍温一样一直陪伴着他;床的四周是展柜,里面摆放着济慈的一绺赤褐色头发以及日记、手稿、诗集等物品。

如果以昨天为分界线,最初对西班牙广场的向往,之前是因为电影《罗马假日》的诱惑,但此时此刻是因为济慈。年少时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书上那寥寥数语的简介,但也正因为那寥寥数语,便把他一厢情愿地想象为像夜莺一样快乐,终日在山毛榉上歌吟。如今走近他的世界,才知道他是一只即快乐又忧伤的夜莺。快乐是因为对诗的迷恋和诗人心中特有的浪漫情怀;忧伤也是因为诗,从弃医从文的那一天起,他的悲剧便已注定,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咯血而亡。

约翰·济慈,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只活了25年零4个月。济慈自幼失去双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移民北美举步维艰,妹妹寄养在监护人家以泪洗面,他在照顾生病的三弟时染上肺结核。1818年12月,济慈的三弟汤姆死于肺结核,他的好友布朗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同住,这就是现在的济慈故居。不到两年时间。在这里,他写出了他最主要的作品《圣亚尼节前夕》、《海披里安》等。

布朗曾把温特沃斯宅的部分房间出租给狄尔克一家和布劳恩太太一家。布劳恩太太是个寡妇,有一个女儿叫芳妮。当芳妮袅袅婷婷地步入济慈的面前,面带戏谑神情走向他,用她蓝色的大眼睛投来问候的一瞥时,济慈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心脏的激烈跳动。对她一见钟情,坠入爱河。没过两天,他就给她写了一封愿为她“裙下之臣”的信。芬妮性格外向活泼,让济慈能够毫不拘束地与她交往。那年,芬妮18岁,济慈23岁。

当年,他们共度圣诞,并交换礼物。济慈送给芬妮的是一本红色皮面的1819年日记簿,里面插印了一些诗歌散文,其中包括济慈本人的诗。济慈从芬妮那里得到的是一个图案为希腊莱尔琴的泰西印章,这是当时人们用以封缄书信的流行文具,对于勤于书信的济慈来说这枚印章真是雪中送炭。济慈爱不释手。但仔细观察这枚印章上的图案可以发现,莱尔琴上的8根琴弦断了4根,这对他们刚刚开始的爱情来说真是不祥之兆。

情感的持续升温使济慈和芬妮在1819年订婚。芬妮的母亲对济慈的事业前景不看好,表示过反对,但最后迫不得已同意了。鉴于济慈的经济状况,结婚的时间无法提上议事日程,这桩婚约只有暂时对外保密。济慈送给芬妮一枚镶嵌着红宝石的银戒,是母亲留给济慈的遗物。

1819年是济慈创作的“火山喷发”阶段,但是在9月下旬以后戛然而止,因此《秋颂》可以看成济慈诗歌的谢幕之作。济慈感觉自己染上了家族疾病,暗中采取措施自我治疗,私下里服食鸦片。

在那个时代,芬妮只被允许每天黄昏来济慈身边待半个小时,一边和他闲聊一边做手里的针线活,离开时给他一个吻,临睡前再写张条子祝他晚安。有这张晚安条放在枕头下,济慈晚上多少会睡得踏实些。芬妮送给济慈一只戒指,上面并排镶着他们二人的名字。济慈感激涕零地反复亲吻这件珍贵的爱情信物。

1820年9月,两位医生给了济慈一条建议,他最好在夏天结束之前去意大利。因为伦敦的冬天不利于济慈的病情,他最好到温暖的南方过冬。此时济慈的肺病已日趋严重,芳妮和她的母亲悉心照料着济慈。这是济慈在英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中最温馨的一段时间。但病情未见好转。济慈只好听从医嘱,前往意大利。将陪同前去的是济慈的好友画家舍温。济慈与芳妮这一别,就是永诀。

在病中,济慈与芬妮已经有过无数次交流,他们之间达成了高度的默契。这段时间芬妮成了济慈的护理员,她天天拿着织物坐在病床前,不是陪他说活就是替他念书。令人心酸的是,他们要求的只是人间柴米夫妻的生活,可是命运连这样的要求都不肯答应。

临行前的最后几天,他们交换了一束头发并互赠礼物。济慈给芬妮留下了舍温为自己画的肖像,以及自己最珍贵的书;芬妮为他的睡帽缝了丝绸衬里,给了他一本新的袖珍笔记本和一把裁纸刀,还有那枚她平时把玩在掌心的白色石球。济慈出发前虚弱得无法提笔给妹妹写信,他只有请芬妮把他口授的话记录下来,在信中叮嘱妹妹注意身体,并说今后就由这位代笔的朋友替自己给她写信。芬妮忠实地执行了这个任务,一直和济慈的妹妹保持通信,耐心地和她谈论图书、衣服、宠物等话题,直到小姑娘脱离囚禁般的监护长大成人。在信中她情不自禁地扮演了姐姐的角色。

1820年9月17号,济慈在朋友们的声声祝福中走向泰晤士河南岸的塔港,走向他将乘坐的双桅船。舍温在最后时刻匆匆出现,他那性格暴躁的父亲堵住家门不让他离开,他夺门而出时被父亲一掌打翻在地,为此他连护照也忘了带上。好在有朋友接应,最后把他的护照送到泰晤士河下游。不归之旅。济慈把芬妮拜托给朋友。一路上他看着芬妮的礼物寄托自己的思念。

因途中遇风暴,一个月零四天后双桅船才迎着满天晚霞驶入那不勒斯港。但到了罗马并没有期待的好天气。在港口等待检疫期间,济慈给芬妮的母亲写了封报平安的信,由于信件要被拆开进行熏蒸消毒,这封信没有太多的私密内容。他的病情不允许他直接给芬妮写信,只有请她的母亲转达他的思念。结束这封信时,他忍不住还是在附言中写下了“再见了芬妮,上天保佑你”,这是他最后写给芬妮的话。

在那不勒斯期间,雪莱来信邀请济慈去比萨,但济慈打定主意只去罗马,雪莱出身于富有的贵族家庭,像拜伦一样拥有贵族爵位。雪莱多次向济慈伸出友谊之手,济慈虽然欣赏但始终不愿与他走得太近。舍温要学习绘画,而济慈也要在那接受治疗。一个星期后,他们被安排入住西班牙广场26号,因为医生就住在广场对面,便于治疗。

舍温并不是济慈最亲密的朋友,但是最忠实的朋友。舍温独自护送济慈前往罗马治病,济慈是在他的怀里去世的。他在济慈弥留之际写给朋友们的信,是天底下最动人的友谊篇章。舍温死后也葬在罗马的新教公墓,两人一同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怠慢过济慈的华兹华斯,在济慈死后16年来到罗马,在济慈墓前低下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

舍温发动为济慈治病的新一轮募捐。伦敦的朋友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关心。舍温用画笔记录了济慈最后阶段的容貌。为了不让自己在晚间睡着,他经常靠为济慈作画保持清醒。

济慈曾向舍温交代后事:在他的棺材里放上妹妹给他做的钱包、所有未拆开的来信和芬妮的头发。他死后报刊上不能登载任何有关的消息,墓碑上也不能留下名字,只能写上“这儿躺着一位名字用水写成的人”;墓碑上方还要刻上希腊莱尔琴的图案,8根琴弦只有一半挂在琴上。

1821年2月23日晚上11点,舍温惊醒,看看怀中的济慈似乎是睡着了,再仔细看才发现诗人已去。

雪莱在痛悼济慈的《阿童尼》前记中这样赞美他的葬身之地:“这墓园是在废墟间的一片空地上,冬天则长满了紫罗兰和雏菊。想到能埋葬在这种幽雅的地方,人们会觉得死也是很值得向往的。”雪莱一语成谶,两年后他溺海而亡,他的骨灰在舍温的安排下葬入新教公墓。雪莱在生时对济慈多有牵挂,死后也来罗马与济慈相聚,两位客死异乡的英国诗人在此同眠。

济慈去世的消息一个月后才传到伦敦。芬妮大病一场。病愈后剪短了头发,戴起了寡妇帽和黑纱带,人变得十分憔悴,原先的秀发也失去了光泽。有段时间她要么整天对着济慈的书信垂泪,要么在丛林深处独自徘徊,有时到了深夜她还没回来,她妈妈便要打发人提着灯笼四处去寻找。济慈去世6年后,芬妮才脱下身上的丧服。后来母亲去世后,她和妹妹去法国的布伦港投亲。她在那儿遇到了出身于犹太望族的林多。林多比她小12岁,正处在当年济慈初识她的年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35岁的芬妮接受了他的求婚。芬妮生了两儿一女,在欧洲住了20多年。她生前没有和丈夫提过济慈。她活到65岁,而济慈赠给她的订婚戒指她一直戴在手上,直到死。现在济慈故居楼上有芳妮卧室,其中就陈列着那枚订婚戒指。

舍温在意大利呆了下来,继续绘画,并担任英国驻罗马领事。1879年在罗马去世,比济慈多活了58年。安葬在新教公墓的济慈墓旁。两块并排竖立的墓碑在风格上完全一致,舍温墓碑上的图案是画笔与调色板,与济慈墓碑上的希腊莱尔琴正相匹配,墓志铭上写着“约翰·济慈的忠诚朋友与临终陪护者”。

那天雨一直下,下午三点多钟,我们通过“导航”找到了新教公墓。济慈墓碑上果然没有名字,但后人在他的墓旁一段围墙上镶嵌了他的浮雕头像,其下是一节深情款款的悼诗——“济慈!假如你那珍贵的名字真是‘用水写成,每一颗水珠都应从悼念者脸颊上滴落……”

出了公墓,在去罗马特米尼车站的路上,忽地想起济慈在《希腊古瓮颂》的诗句:“等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零,只有你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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