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和平

孙中山提倡修身重德、民生主义、群众参与、地方自治等社会建设思想，虽没有形成系统体系，也没能在其生前付诸充分实践，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对他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孙中山社会治理思想文化的沁润，中山市近年来走出了一条“先行先试”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现代城市治理的思路与方法，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发展了他的社会建设思想。

一、从“民生主义”到“民生至上”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他的政治设计是以社会建设为目标而进行的，他对社会建设充满着关怀。他的社会建设思想不是放大炮，是同他对国情的熟悉分不开的，是与他的世界眼光分不开的，也是与他后来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分不开的。

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对社会建设有专门阐释，内容涉及“民本思想、人口思想、教育思想、社会保障和社会分配思想”等方面。他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一国之内，实行民有、民享、民治。他主张“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建设的中心问题。他指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必须“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在他看来，民生不仅是历史的重心、中心以及原动力，而且是经济、政治和道德的中心，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要解决民生问题，他提出首先是要消灭大贫，即“民生主义就是平民反对资本家”，以实现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

近年来，中山市的民生建设成绩，既是对近年来党中央以社会命题的执政理念与方略的具体执行，更是对十八大以来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实践贯彻，也恰是对孙中山当年倡导主张的民生主义的现实回应。其表现在：一是重视经济发展对民生的保障作用。孙中山在进行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山市在“十二五”以来，面对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经济发展“三期叠加”的影响，以推动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十二五”时期，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1%，2015年达3010亿元，人均GDP突破1.4万美元。二是重视贫富公平在民生中的调节作用。扶贫扶弱，实现“贫富均等”是孙中山民生主义追求的目标。中山市在促进社会公平，重视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民生幸福指数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在积极推动城乡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经济布局、公共服务、创业就业、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同时，也全面实现全市低保、养老保险、医保城乡一体化，极大缩小了城乡差距，全市城乡收入差距全省最小。面对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倒挂现象，中山市首创“积分制”办法寻求解决途径。三是重视教育在民生中的基石作用。孙中山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中山市近年来统筹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着力促进有条件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他主张人人都应办教育，中山市鼓励非义务教育阶段，通过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委托管理、兼并重组等办学模式和运作方式，有效应对入学高峰。加快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他主张条件许可时，人人都免费教育，中山市深化教育领域改革，高质量普及学前到高中15年教育，有条件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他主张必倚重师范教育，中山市一直不断完善教育发展保障体系，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加大教师队伍培训力度，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此外，中山市还以义务教育以促进公平为导向，均衡、优质发展义务教育，逐步缩小市办镇办、公办民办差距。

二、从“民本”到“全民参与”

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对孙中山影响较大。“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在其众多文章中，都可发现传统民本思想的痕迹。孙中山从民本思想出发，进而提出民权主义政纲。他认识到以公民大众为主体的群众参与的重要性。为唤起民众参与的意识，孙中山身体力行，多次对工农代表发表这方面的讲演。在临终遗嘱中，他还谆谆告诫党人：欲达国民革命成功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山市启动了全民修身行动。此后，以“全民”打头的各种全民参与社会治理行动方阵不断扩大，成绩斐然。其切入点在于坚持从问题入手，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真正让全民共同参与进来。在此基础上重视渠道畅通，促进全民真正参与。一是畅通全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的渠道。出台社会组织“1+9”政策体系，设立总额400万元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专项资金。二是畅通全民通过基层社区参与的渠道。推进全民参与的细胞工程建设，以社区建设“2+8+N”模式为龙头，将村居、厂企、学校、医院等基层“细胞”打造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载体，市民参与社会治理渠道更为通畅。三是畅通全民通过具体项目参与的渠道。举办“我为中山善治献一策”金点子大赛，近两年每年收到点子数量达800多条，50多个金点子转化部门实际行动，18个金点子通过公益创投，委托社会组织实施，探索了非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供给模式。随着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不断积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山特色的全民“齐”参与、“愿”参与、“能”参与、“真”参与、“常”参与等“五字”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经验。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对此项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也在中山市召开现场会，并下发《关于在全省学习推广中山全民修身行动经验的通知》。

三、从“修身重德”到“全民修身行动”

孙中山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影响，将修身重德思想运用到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成为其社会治理思想中重要的特质。他认为，“把一个人从内心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真筛选辨别和吸收，结合革命和社会建设实践，孙中山形成了社会建设道德维度的独到思想。他不仅重视个体修身，还尤其重视寓政治思想教育于道德教化之中，并且始终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道德教育。他还看到了道德在实施社会调控中的特殊作用，认识到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控的特殊方式，可“补政治之所不及”。

今天的中山同样可以感受到一股重视修身和道德建设而焕发的积极能量。近年来中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德润市”、“以文化人”，将提升市民文化素养与德性作为社会治理新方向，从家庭、职业、社区等多方面一以贯之，打造城市的道德名片，为市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创造良好氛围，激发全体中山市民合力建设中山、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力量。一方面，以全民修身行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从2011年9月开始，中山市制定《关于开展全民修身行动的意见》，以“修身”为本，以“全民”为主体，以“行动”为落脚点，从文化、德行、善治等多种途径进行道德教化，进行全身修身行动。时至今日，可以看到，中山市的修身行动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社会治理的需要为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强化了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发挥着“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来引导全民修身。中山的全民修身行动是处理社会义利关系的良药。通过自查自省，提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通过制度规范商家诚信经营、杜绝制假售假，追求利润合理化而不是利润无限大，这些做法在呼唤义的回归。另一方面，以全民修身行动助推社会治理显和谐。中山市探索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不同于单一政府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即政府自上而下强制出台和执行相关政策法规，也非个人或群体推动的“诱致型制度变迁”，即个人或群体根据理性计算为谋求最大化而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而是通过实施“立德修生”、“以德润市”、“以文化人”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山市塑造了广大市民的共同愿景和共享信念，达成“群体共同心理契约”，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有厚实的群众愿景做基础，社会治理有着坚实群众基础。中山市的“以德润市”、“以文化人”，在全民修身中做到了孙中山所希望达到的整合民众愿景，集中精神力量到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上来的社会治理效果。

四、从“地方自治”到“基层治理”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的实现需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作为重要保障，而社会稳定就需要制度和治理的介入。早在1912年，孙中山对地方自治就逐渐形成较为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要“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民”；“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权之权、罢免之权”。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是其民权主义政治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始终坚持以地方自治为政治理想。1929年“中山模范县”建设围绕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内容进行了有益探索。

今天的中山重新开始了模范县建设方面新的尝试，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率先在村（社区）建立“2+8+N”（“2”指各村居组建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8”指各社区服务中心承担民政残联、劳动社保等8项职能；“N”指NGO，即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激发各阶层民众参与社区管理热情，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基层自治良性互动。中山成为荣获2012年“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称号的唯一地级市，该项目荣获2014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奖、2013年全省首批社会创新观察项目总分第一名。率先建立“特别委员”制度，选聘优秀异地务工人员担任村“两委”的特别委员参与村务管理，目前已聘任603名特别委员，基本做到全覆盖。创新法治干部下基层，选派326名公安干警到农村挂任“平安书记”，从政法系统选派48名政法干部到镇区工作，切实加强镇区法治建设。

诚然，囿于历史局限，孙中山的社会治理思想抽象色彩浓，而当代中山社会治理是具体行动厚，并且极富创新色彩。遑论因为缺乏广泛实践的条件，孙中山本人难以根据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改善和修正。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因内外部环境均有制约，不但未能在理论上有所超越，而且受巩固政权的利益驱使，把社会建设的实践与强化统治的措施联系起来，实际目标已与孙中山的本意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