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发现者、“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中国原子弹之父”、“中国的居里夫妇”、“科技界的三钱”、“交叉学科倡导者”……种种头衔，无不昭示着钱三强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巨大贡献。然而，这位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核弹之父”的归国博士，却未能亲眼看到中国核弹爆炸成功的场面……

“属牛的孩子，还真有一股牛劲”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共产党员。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三强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

1930年，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入学后，他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短短半年之后便通过了英语考试，连父亲钱玄同也不禁暗叹：“属牛的孩子，还真有一股牛劲。”

有一次，清华教授吴有训来北大讲授近代物理，他那与众不同的讲法、生动的课堂实验，让钱三强渐渐产生了对物理学的热爱，加之“外界环境又是日本侵略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政府却不抵抗，当时的南京政府也没按《建国方略》的蓝图来建设中国。内部与外部因素加在一起，使我放弃了学电机工程的初愿，决心入物理系了”。

1932年秋，钱三强考入清华大学重读一年级，师从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对于钱三强的行为，钱玄同未作任何评说，只是别出心裁地写了“从牛到爱”4个大字送给他，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是鼓励他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从那以后，钱三强以“从牛到爱”为座右铭，人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整整相伴了60年。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助理，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就在钱三强担任助理员期间，一个令人激动的机会降落在他头上。

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考试，成功得到去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习的机会。这令他兴奋不已，因为那里不仅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物理研究技术，还因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雷娜·居里及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的参与显得星光熠熠。对钱三强而言，“能够在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和伊雷娜·居里夫妇领导下做研究工作，实在是我的幸运”。

在居里实验室的头8年中，钱三强获得了原子核物理学和放射化学的基础知识，积累了科学工作的经验，掌握了各种类型的探测技术、实验技巧和理论分析能力，逐步成长为能够独立进行前沿研究的科学工作者。

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清华同班同学、被誉为才女的何泽慧在巴黎结婚。

被赞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7年1月27日，钱三强和何泽慧经过实验和研究，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于是发表了相关论文《铀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的能量与几率》。不久，法国的《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新民报》、《大公报》对钱三强的实验成果作了详细报道，并称赞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7年暑假，继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后，钱三强又被法国国家研究中心提升为“研究导师”（相当于副教授）。然而，就在周围的人认为钱三强将长期留在法国工作的时候，他和夫人毅然决定回国。

他说：“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離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解放前夕，钱三强夫妇终于辗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南京政府曾多次力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所长，但都被拒绝。1948年，钱三强应邀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一面任清华大学教授，讲授原子核物理学，一面在梅贻琦校长支持下，于北平研究院筹建原子学研究所，兼任所长。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两个月，钱三强就接到通知，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钱三强收到5万美元专款，用于购置核研究用的仪器设备。

41年后，当钱三强重新回顾这段经历时，还是那样记忆犹新、激情未了：“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

此后，钱三强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中。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中国核力量，钱三强成为规划的制定人，并汇聚了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一大批核科学家。当1959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钱三强担任了总设计师。在这场艰苦的攻坚战中，他凭借自己过人的领导能力，协调这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用4年时间成功研制原子弹。2年8个月后氢弹又试爆成功，全世界为之惊叹不已。

未能亲眼见证中国核弹爆炸成功

遗憾的是，身为两弹研制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钱三强却未能亲眼见证中国核弹爆炸成功的场面。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也来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

1957年，帮助全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开始。这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征求他们对党内整风的意见。钱三强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地提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科学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可他善意之言，却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要将其划为右派。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下，钱三强才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讨，说自己要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等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在同年召开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还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

钱三强在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时，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講了如下一段话：“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此言一出，当即引起很大震动。有人翻出“反右”的旧账，认为钱三强如此行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有人建议将钱三强调离二机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不再参与原子科学的攻关。庆幸的是，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调出钱三强的计划没能实现。调出不行，但思想教育可不能少，于是，钱三强以“徐进”身份参加“四清”教育。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而此时，两弹研制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钱三强，却开始了为期几个月的“四清”生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庆功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与钱三强同单位的几位领导都拍了照、登了报，只有钱三强一人不在。

钱三强虽笑着说：“有几个作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不算什么。”但他的心灵深处，不是没有感触的。对此，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X X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这使我想起，10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10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1982年，年近70的钱三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借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回顾了他对原子能事业的坚持与热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

1992年，钱三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9岁。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0期，李崇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