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力

主持人语：

在时下的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资本、政治与微观权力相互交织，共同构筑出了冰冷的现代人居环境，并勾勒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历史、地域文化相对立的生活图景。城乡二元化的加剧，也使得城市人的日常生活趋向“原子化”，社会普遍呈现出冷漠、浅薄、麻木的生活气息，同时，盲目的城市化过程也波及乡村，以统一的所谓“现代化”建筑形式和集中布局替代了原本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特色与生活氛围的乡村环境，并由此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仅仅被表述为一种冰冷的工具理性，参与到改变人居环境形态进而使人类生活“异化”的过程中来。

人居环境设计是组织与塑造人类生活的重要物质载体，换句话来说，人居环境设计应当是形塑人类生活与社会关系最为重要的一种行为，因为其不仅仅是单纯的“造物”活动，更是传达价值观的手段——比如古希腊的城市广场呈现出无中心特性，活跃了城邦的政治生活，与崇尚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念相得益彰。因而，合理的设计价值观能够使设计行为确定立场和态度，更具有 “温度”，使人居环境设计善于察觉生活的“冷暖”，传递出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与设计师的社会责任，能够摆脱资本与权力话语的桎梏，深入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直面人的“具体诉求”，重塑自由与充满活力的人类日常生活。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城市环境现代化之惑：

一种“视觉奇观”

近日，有着世界级科幻小说荣誉之最的“雨果奖”公布了各个奖项的提名名单，一位80后中国作家的短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赫然在列。小说构建了一个足以称之为“奇观”的城市环境——“折叠”的北京：即利用未来梦幻般的科技水平与工程力量、按照城市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属性，将北京的城市空间分为三个在物理空间、生活环境、方式以及习惯等方面都互不联系的空间。每当昼夜交替的时候，这三个相互孤立的空间会呈现出“空间折叠”的恢弘景象，依次“显现”于地上或“隐匿”于地下；在每一次“空间折叠”事件之后，只有一种类型的城市空间“显现”于地面上，内部的市民城市生活也被激活；而另外两个空间则被折叠于地下从而“隐匿”起来，其中的市民也进入到一种称之为“胶囊”的容器当中沉沉入睡，期待下一个翻转周期的到来。借助于如此壮观的城市构架，“下层民众”“中产阶级”“上流社会”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被严格的区分于三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当中，彼此互不联系，在不同的空间中独立的保持各个阶层应有的城市生活与社会行为。

小说中的北京被刻画成为一个受到未来科学与工程技术影响而达到高度城市化的“超现代化”都市。昼夜相交的时刻，“整个世界开始翻转……高楼收拢合并，折叠成立方体。霓虹灯、店铺招牌、阳台和附加架构都被吸入墙体，贴成楼的肌肤。”如此宏伟壮观的“空间折叠”景象令读者叹为观止，对于未来城市环境的幻想也油然而生。然而在奇观之下，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却是这种城市环境所隐喻的社会现实——城市空间成为了分化阶层与规训市民的机器，城市环境展现给我们的是“奇观”，而背后隐藏的却是“权利”，美好的城市生活与市民的日常体验似乎隔着一层薄纱，看得见，却摸不着。

城市环境的现代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技术的现代化，自工业革命以来，依靠科技的力量使得人类生产力得到惊人的增长，城市环境日益显现出技术与科学的光辉，形成了不少得益于工程技术力量的城市奇观——高达446米的埃菲尔铁塔成为了当时法国乃至人类的骄傲，并且作为工业时代的伟大印记被世界铭记；甚至于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技术力量依然是寻求城市环境建设与更新变化的途径之一，新的工程技术不断突破人们对于城市的想象，一栋栋摩天大楼竞相证明人类摆脱引力征服天空的伟大，由此可见，现代技术力量的确为城市环境打造出一片繁荣的图景。第二个是思想的现代化，自启蒙主义以来，人类思想得以“祛魅”，主体性得到空前的解放，理性认识成为人类认知事物的主导思想。同时，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使得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成为城市环境建设的准则。以“经济生产”为目的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城市布局以明晰的功能分区为主要特征，交通也变得宽阔、便利。1851至1870年间实施于巴黎的奥斯曼规划就是秉承理性主义的规划理念，在中世纪杂乱的巴黎街道体系上，重新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交通系统：宽阔的林荫道，衔接了重要的城市节点，与便利的道路系统形成了城市的整体交通，从而在视觉上赋予了城市有序的面貌。

现代化确实使城市环境在物质层面上达到了质的飞跃，通过技术的革新与理性观念的普及，人类生活突破了自然条件与宗教思想的禁锢，得到空前的自由。当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城市环境建设的目的则由“生产”转向了“消费”，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生产方式也由在“空间”中生产，转变为对“空间”的生产。城市规模的扩张被视为将土地作为资本累积起来；城市空间成为了消费的对象，由土地级差以及所谓的城市配套设施控制价格；符号化的建筑形态以及所谓的“明星建筑师”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同时，技术也逐渐服务于资本与权力，在技术飞速更新的帮助下，城市空间造型求“新”、求“奇”、求“异”，赚足了市民的眼球，也丰富了“强势群体”的口袋。可以说，后资本主义时代将建筑、景观等城市环境一并视作商品，摆在了市民的眼前，市民只有被动地接受资本与权力导向的空间消费方式以及实践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环境也由为市民提供“本真”生活的场所，“异化”成了依靠“视觉奇观”榨取与摆弄市民的工具。《北京折叠》当中所描述的城市巨构就是这种极端化的奇观式城市环境，虽然赋有科幻色彩，但是将其作为规训与管理市民生活的机器来讲，却与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城市现实相差不远。

二、“视觉奇观”的构筑与功能

这种“异化”何以可能？视觉奇观式的城市环境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并逐渐取代人在城市环境中的真实体验的？居依·德波立足于情境主义的视角上将城市在后资本主义时期的这种变化称之为“景观”化的城市空间——意即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他所指认的“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社会成为了一个“景观”王国。“景观”意指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同时也可被理解为主体有意识的制造出来的一种作秀。现代城市环境虽然靓丽、整洁、雄伟乃至惊艳，却失去了人性；现代化的道路、建筑以及城市公共空间被冷冰冰的机械成果所充塞，城市空间按照商品与市场以及技术理性的知识逻辑来规划与建造，其合理性建构在资本扩张与便于技术官僚管理的基础之上。同时，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加速了“景观社会”的形成，互联网技术与传媒技术使信息流通更加便利，同时也使我们更依赖于视觉感官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图景。然而这种独白式的呈现一经资本与权力的掌控，就成为了强制性的独白。德波认为：“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颜无耻的欢颜般的解释时，傻瓜就相信一切都是很清楚的。”眼下，电视及网络媒体所播放的城市宣传片中，以尺度雄伟的广场与标志性建筑作为标榜城市发展的符号，各种航拍视角的城市图景显示出人类非凡的创造力与生产能力，它使我们相信，规模化的城市扩张、稀奇古怪的城市构筑物是城市先进的标志，这些标志进而成为评判城市生活优劣的标准。本该经由市民直接体验的城市生活经验通过视觉成为了一种纯粹影像化的东西，这种影像化的东西遮蔽了人类的真实存在，甚至逐渐替代了存在，成为鲍德里亚口中的“拟像”，使人们生活在对现代生活的虚幻妄想之中。通过强调视觉，“景观”夸大了“欲求”，遮蔽了真实的“需求”。正如米歇尔·德·赛托所言：“电视观众不能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写下任何东西：他始终是在被驱逐的产品之外的，在这个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失去了创造者的权力，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因而对于景观化的城市环境而言，视觉就被提升到之前触觉所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来，成为资本与权力控制城市空间的工具，理想而真实的城市生活也被景观所奴役。

“视觉奇观”的构筑同时方便了技术官僚以及资本对于城市的控制。列斐伏尔认为：“今天，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用作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市民阶级，组织各种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利，通过技术来管理整个社会。”在这种规划的过程中，凭借习惯性、传统性的专业知识，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将欲望、功能、对象进行“架空于现实的”解码与重新编码过程，投射在规划图纸上。这种投射服从于一种“正在说话的声音”——一种代表资本和权力的意识形态，对空间进行分割，以便进行买卖（交易）。在这个过程中，规划成为了政治官僚按照社会生产方式的要求对空间进行管理的技术性工具。像《北京折叠》中所描述的那种城市巨构体，究其根本也是为了控制各个阶层对于城市空间甚至于时间的使用权力——强势群体享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城市空间，并且每一次折叠开来都能够享有整整24个小时的城市生活，而弱势群体却只能蜷缩在混乱的市井街巷中，期待那折叠开来短短12小时的夜晚生活。同样，在现实的城市环境中，以快速交通为主的城市道路系统规划服务于有车一族，而私人汽车正是发达资本主义极力向全社会推销的幸福生活的物质象征，这种城市道路“景观”加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离，并将追求资本与利润生产与荣耀的生活等同起来，令我们投入到消费主义编织的谎言之中，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此外，奥斯曼规划下的巴黎城市，具有合理的功能分区，相较于之前的杂乱，从视觉上更多体现出一种理性与秩序。但人为制造的城东与城西、城市与郊区之间的不平等也成为城市生活的事实；宽阔的道路使警察与军队能够快速的在城市中运动，方便政治统治阶层对于革命的镇压。由此可见，借助于景观的理念，城市环境被资本与权力赋予了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意义，成为服务于权利的工具。城市空间权力的不平等被“景观”所遮掩，我们只看得到与消费相关的城市环境“华丽”的一面，而城市生活真实的一面却无迹可寻。

三、“生活场所”的回归

“景观”已经渗透至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能够摆脱“景观”的桎梏，重新寻找到城市生活的真实体验，这是当下在从事城市环境设计实践中应当考虑的命题。“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异化的城市环境成为了生者的地狱，城市的日常生活被消费主义和权力思想紧密包裹。我们可以选择接受这种异化，将“欲望”替代本真的生活，深陷在“景观”为我们编织的一片虚幻的繁荣之中；或者，我们可保持警醒，在“景观”中发现重回诗意日常生活的契机。

德波为抵抗“景观社会”提供了若干条策略，其中一条称之为“漂移”（derive）——即为了反对景观社会城市生活的异化、城市环境的理性化、功利化与非人性化，在已有的城市环境当中进行主体性的“心理地理学”探险。其实，德波所强调的漂移是指，资本控制下的现代城市环境是已经存在的文本，其空间组织与结构显示出一套固定的权力话语，禁锢了我们对城市自由生活的畅想，而依靠“漂移”，我们可以在固定的城市语义当中，“诠释”出不同的个人体验，从而重新发现城市的神秘与诗性，使我们从日常城市生活模式化的无聊与异化中解放出来。米歇尔·德·赛托将这种漂移视作“脚步的游戏”，并认为“脚步的游戏是对空间的加工，它们造就了种种场所”。

上述关于“漂移”策略的描述使我们意识到城市环境中步行空间与步行体验的重要。时下的城市交通以机动车通行为主，对城市环境的体验成为了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画面，视觉经验自然而然地就占据了人们对城市空间的主导经验。需要在城市环境塑造的过程中，强化街道空间的意识。街道通行以步行为主，加深了市民对于城市空间的直接体验，并且能够诱发社会交往等公共行为，成为塑造城市日常生活文化的重要场所。《清明上河图》依托于对北宋城市街道的描绘，反映了富有活力的市民生活；现代城市中的林荫大道也成为了孕育城市文化的重要手段。

此外，还有称之为“异轨”（detournement）的策略，意即通过揭露暗藏的操纵或抑制的逻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进行解构。后工业城市空间改造可以被视为应用此策略的重要手段——通过将代表工业时代的城市遗迹进行更新，对使用功能进行“异轨”，将其重构以服务于市民的城市生活。美国纽约的High Line公园原为1929年纽约中央铁路西边改进项目的一段——一条 13英里长的架空铁路工程。上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公路运输的兴盛，HighLine也逐渐被废弃。1999年，两位High Line附近社区的普通居民建立了非盈利性组织“Friends of the Hign Line”，呼吁政府对High Line加以维护，并且可以对其公共空间进行再利用，改造成空中公园或空中的绿色走廊。经过市政府、专家团队的深入研究，High Line公园得以实施。此举将代表工业文明“景观”的铁路交通转换为市民开展公共生活的场所——原本架空于城市之上的铁路交通设施变成了宜人的空中廊道，供市民漫步于此。通过对“异轨”策略的运用，使原本服务于城市生产的铁路交通设施成了为市民提供公共生活的城市空间。

“景观社会”理论为我们解释了当下城市环境的“视觉奇观”之惑，使我们发现了暗藏于“景观”之下的城市环境的“消费理念”与“权力”特征。德波不仅建构了“景观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提供了使我们回归“城市日常生活”的策略——漂移（derive）、“异轨”（detournement），在当下的设计实践中指引我们更好地创造适于市民生活的城市环境。

*本文系文化部艺术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环境设计的伦理维度研究”（项目编号：13DG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