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凡

【摘要】：唐三彩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其工艺成就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多釉色彩陶烧造技术的发达。本文主要从唐三彩的产生原因、唐三彩人物俑形象及唐三彩镇墓兽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提出疑问，并探讨唐三彩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其出现的社会背景。

【关键词】：唐三彩;产生原因;人物形象;镇墓兽;色彩

一般我们认为唐三彩创烧于唐高宗时期（628—683）盛于唐开元年间（685—762），唐天宝后逐渐减少。唐三彩大多出土于西安和洛阳唐墓中，主要的作用也是随葬的明器。唐三彩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由于其优质光滑，色彩鲜亮而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瓷器，但实质上任然属于陶器。透过唐三彩的器物造型，探讨它的文化价值，能使我们更好地读解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更好地还原真实唐朝社会风貌。

一、唐三彩产生原因

在唐朝以前，陶器多为单色釉，最多就是两色釉的并用，在我国的汉代，已经有了两色，即黄色和绿色两种釉彩在同一器物上的使用，例如铅釉陶。唐三彩独特的色彩和烧制方法，使它在陶瓷发展史上的出现，看似突兀其实又理所当然。

从色彩方面看待唐三彩陶的出现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唐代人们审美观的改变所产生的结果。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将唐代壁画的色彩描绘为“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不同于魏晋的“青褐浑厚”。①唐朝社会繁荣，对外贸易频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受外来文化的影響，如进口的钴蓝色颜料，使得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改变——开始以“丰韵富态”为美，追求繁复华丽装饰。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唐三彩陶的釉色较之其他朝代更丰富、鲜艳的原因。

从另一方面来说唐三彩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武德年间至武则天执政以前，是唐三彩的初创时期。虽然当时首都在长安，但从已出土文物的种类和数量上来看，所用的这些陶器中的精品大多是洛阳供给，至少也受到洛阳的影响。洛阳会成为唐三彩的主要产地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传统的殡葬习俗中很看重风水。洛阳的北邙山是当时“风水先生们”公认的风水宝地，而正是因为这种观念形成了邙山诸多的古墓群。②唐代诗人王建的诗中曾有过“北邝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的描写。而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厚葬之风盛行，唐三彩也随之进入成熟时期。北邙山大量的墓葬需要唐三彩的供应，而北邙山上又的高岭土是生产唐三彩的主要原料，为唐三彩的发提供了物质条件。之后的武则天执政到唐玄宗统治时期，也就是开元天宝和整个盛唐时代。随着武则天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唐三彩的发展。甚至有说法说“女皇武则天对唐三彩极为钟爱，曾组织工匠大规模烧造。”③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唐三彩的发展。总之，唐三彩的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始终离不开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的大背景。

若是说唐三彩的出现有什么突兀之处的话，那就是它的色彩太过有别于之前的朝代的多色釉陶。虽说以铅釉陶为代表的多色陶可能是唐三彩的前身。但是就唐三彩的烧制方法和釉质都和其有着极大的区别。且唐三彩对丰富的颜色和繁复的纹饰的使用都更接近于西域外來民族的审美，器形也更加生动夸张。即使唐朝由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审美开始出现变化，但是这个在铅釉陶和唐三彩之间的转变就显得略突兀了一些——感觉中间少了一环。在加上唐三彩中出现的大量的胡人形象，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唐三彩的造型和色彩的运用，甚至是将其用于陪葬的习俗都很有可能是从西域传来的，并和唐朝的本土的陶瓷文化相互融合，从而造就了唐三彩的独特。

二、唐三彩人物俑形象

唐代三彩人物俑的造型生动、逼真，且种类繁多，其中出现了大量的侍女俑和具有胡人形象的人俑还有形象较为独特的镇墓兽、天王俑。

与汉代人物俑、魏晋南北朝随葬俑比起来，唐三彩人物俑内容和造型上都大有进步。和唐代绘画喜欢描绘仕女一样，唐三彩人物俑中出现了大量的仕女俑，这些侍女俑全面展现唐代仕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她们的形象展现唐代社会风尚、显示唐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标准。仕女女俑中成年妇女丰肌秀骨、体型丰韵、脸圆、梳高髻、表情温柔，充分体现唐代人对女性美的评判标准。仕女俑服装一般都是上身短袖襦衫，下穿长裙，肩上搭帔披中。上衣开襟较低，圆领露胸。上衣为黄色、长裙为绿色都是当代的流行色，仕女俑脸部化妆中有的贴上花钿，对比唐代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服饰和装饰都是仿造现实所做。唐代社会开放，思想解放，对女性服装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多的顾忌。所以在唐三彩仕女俑中还出现了身着敞领胡服女扮男装的托鹦鹉女俑，其衣着打扮和唐代张萱所绘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女扮男装的侍女极为相似。可以说唐三彩陶的重要性除了是多彩釉陶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就是它生动的显现了唐代人的现实生活。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唐三彩人物俑中出现了大量的胡人俑。这些胡人的形象，一般都很彪悍，深目高鼻。身穿窄袖长袍，领口外翻的胡服，带高帽子，形象生动。文献中记载唐朝进出洛阳的胡人人数极多，在西市中还有胡人聚居的专区，元稹就写过“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诗句，而唐三彩胡人俑这也恰恰证明了当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大量胡人进京的实况。不仅如此，胡人进京进贡，发展商业，在他们的影响下唐朝的经济更加繁荣，如上文提到的，工艺品的风格特征也受到影响，给唐三彩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经济基础。

但是在当时胡人的地位较低，如果说墓主人需要大量的唐三彩陶人物俑或动物俑是作陪葬品，是为了还原现实生活。那么大量的胡人俑作为陪葬品是否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呢？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现出土唐三彩陶俑中也有文武官俑，而在唐朝之前殉葬的习俗已经几乎消失了，依此推断这些人物俑也有可能就是代替了殉葬的活人，满足了墓主人希望来生能过好生活，有人服侍，生活丰富的愿望。

三、唐三彩镇墓俑

唐三彩彩陶中形象最独特的莫过于镇墓俑，这种有镇墓辟邪，防盗墓贼作用的陶俑，或者说彩陶塑像一般有镇墓兽、天王、文武官。且其器形体量一般都大于其他类型的唐三彩，如唐三彩陶马、唐三彩仕女俑。

其中最为独特的就是镇墓兽，镇墓兽的常见形象一般有两种兽面兽身、人面兽身。表情狰狞，有犄角和翅膀，像是传说里麒麟、龙一类的生物的结合体。先说兽面兽身的镇墓兽，在我看来这种形象的镇墓兽与其说是唐代才出现的，不如说是对秦汉魏晋时期镇墓石刻辟邪的一种延续或是和西域传来的狮子形象的一种结合。镇墓兽和辟邪的形象非常的相似，都有生有翅、獠牙、犄角，且面目狰狞，作用也都是辟邪镇墓。只是唐三彩的镇墓兽比起石刻体量小了很多，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殡葬习俗改变所致。且较之石刻辟邪，镇墓兽的形象更为生动精致，在唐朝追求繁复的社会背景下应该会受到更多人（尤其是达官贵人）的追捧。

而人面兽身的镇墓兽，形象略接近传说中的“羽人”，战国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块内棺侧板绘有一个，人面鸟身，头着两尖的帽冠，双翅舒展，一手持戟，腹部装饰着鳞纹，尾翼呈扇形散开的仙人。这就是传说中引魂升天的“羽人”的典型形象。其特征和人面镇墓兽有几分相似，但是“羽人”的形象更轻盈更接近于人，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人面镇墓兽的形象是“羽人”形象的发展和延伸。还有一点值得讨论的是人面镇墓兽的人面很多都深目高鼻，有的甚至有浓密的胡须，具有一种胡人的形象特征。结合上文中，我们对胡人在唐朝社会地位的讨论，加上中国传统神话中经常出现以人和兽的形象相结合的神或是生物;而由于人们对未知或是少见的东西都存在一种畏惧心理。那么我们不能排除人面镇墓兽是胡人形象和狮子形象的结合的这种可能性。

除了镇墓兽，唐三彩镇墓俑中的天王、文武官的形象也引人注意。这种高大威武的人物俑，都是成对出现，放置在墓门的两侧，充当坟墓这个“家”的门卫，展现了唐代人对前生后世的思考和对来生的向往。前五百年的汉代墓，守卫墓的之是刻画在墓门上的持械的武士（南阳汉代画像石）。以凡人武士写实形像为多，艺术加工的成分不多。武则天之后，守墓者就被装扮成天王的形像，身穿厚重富丽的盔甲，手臂高举以持武器，脚踩小鬼。通过造型的夸张，色彩的强对比，增加天王恐怖特征、增强其威慑力。不仅是天王，文武官俑形象也都是衣着华丽，面目严肃，有一种威严的气势。更值得一提的是对比了镇墓人物俑和其他人物俑，我们会发现，唐朝工匠赋予了镇墓人物俑独特的配色。一般人物俑如胡人俑和仕女俑都身穿黄色或是绿色的衣服，面部为白色（不包括面颊绘上妆容的侍女俑）。而天王和文武官的面部一般是红色的。“雕像的头部一般采用素烧，胎土颜色微微偏红，表面光滑，近似于人的皮肤颜色”④，看起来更生动逼真。与服装的色彩则形成了不协调的强烈的对比，这样的色彩布局更增加了色彩的层次感。也给镇墓天王增加了一种震慑力，可以更好地“保护”墓主人不受伤害。可以说这就是民间艺人们制作唐三彩镇墓神物所要追求的效果——除了他们本身对色彩的喜爱，对色彩的用途和效果也做了认真的考虑。

可以说，唐三彩陶真的是唐朝工匠们的智慧与唐朝文化的结晶。

四、总结

唐三彩虽说只是众多陶器中的一个种类，但它真实的反映了唐朝人的现实生活和殡葬风俗以及唐朝陶器制造工艺的极高水平，是陶瓷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唐三彩具有极高的文化研究价值价值，它的产生背景和内涵仍值得今天的人們去進一步地探究。

参考文献：

①余秋雨.文化苦旅[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

②④范万武 .洛阳唐三彩艺术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

③秦国平，徐淑容.洛阳唐三彩的千年历史[J].历史学习，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