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中国和日本1960-2013年数据为样本，验证能源政策、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由于三大产业能源依赖程度有显著差异，通过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分产业的分析，发现能源消费对于中日两国三大产业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能源政策在两国的三大产业上的具体体现并无很大不同。

关键词：能源政策；能源消费；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1-01

作者简介：杨波（1979-），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国际能源。

作为实现部门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投入，能源既是重要的国防战略资源，也是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能源制度和政策通过影响能源的开发和消费而对国民经济施加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政策制度差异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量化探讨，旨在为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能源政策、能源消费与国民经济发展：模型构建和理论假设

能源政策影响能源的开发和消费，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能源政策会鼓励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促进经济加速发展。当能源的供应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时，能源政策会从粗放的能源开发利用转变到能源效率、节能和环保上来，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会受到一系列能源政策的束缚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由于不同行业的能源消费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不尽相同，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对于能源消费的作用机制也不相同，对于变量间关系进行模型构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变量间的真实关系和作用机制。

（一）能源政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模型

在构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时，本文参考刘朝明等（2006）所运用的方法，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加入能源消费因素，模型如下：

能源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节能和环保，节能指的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强度，环保指的是增强环境污染治理，降低废气、废水以及废料的排放等等。节能可以使用单位GDP能耗量来直接度量，但是环保变量无法直接给出数值度量结果，只能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能源政策在环保层面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通过整理和总结中日两国不同历史阶段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情况，如果此阶段关于环保节能的法律法规颁布和出台的数量比较多就将其记为1，否则记为0。因此，关于能源政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模型如下：

（二）理论假设

节能和环保的能源政策对于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往往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能源的投入会相应地减少，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会被引入，污染治理的成本会有所提高。特别对企业来说，环保和节能要求所带来的产品成本上升是极其明显的，在相应新型的能源使用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以及设备完全普及开来时，这部分上升的成本会对企业的利润和经济的增长带来负向的影响。本文将经济增长按照产业进行划分，由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水平要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而且大部分的节能和环保政策的实施对象处于第二产业，致使能源政策对于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三大产业之间存在差异，对于第二产业的影响要比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关于能源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假设如下：

H0：节能政策可能导致能源消费水平下降，能源利用技术带来的成本提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向影响。

H1：环保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会提高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反向作用。

H2：第二产业大部分是能源消耗巨大的行业，能源政策影响产业经济的增长体现在节能和环保政策上，对于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影响则不显著。

二、变量设计和数据选择

关于能源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模型，公式（3）已经给出，模型中变量的度量重点在于对能源政策变量的度量。虽然能源政策数量多，但是能源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往往具有一致的侧重点，通过对中日两国能源政策进行搜集和归纳，本文给出如下关于能源政策的度量方法。

（一）能源政策变量的度量

计量经济学中对于政策或者事件影响的测量往往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将政策或者事件的发生记为1，其他记为0，然后引入到实证模型当中，通过实证得到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比较政策颁布或者事件发生前后是否存在不同。本文采用虚拟变量形式，通过在经济增长实证模型中引入能源政策变量，利用相关数据得到能源政策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

为了引入能源政策变量，先要对中日两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重要能源政策进行搜集和整理（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第5列是关于环保政策对于经济影响的判断，“1”表示这阶段的能源政策重点是环境保护，“0”表示不是。判断的标准是根据该阶段所颁布的能源政策及其大致内容、能源政策的目的，我们采用单位GDP能耗来度量节能政策。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能源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所涉及的变量及指标选择如表2所示，涉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中国历年统计年鉴、OECD数据库以及CEIC数据库。其中，中国和日本的样本区间为1960-2013年，两各国产业数据的样本区间和本国样本区间一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日本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情况

从日本GDP（图1）和能源消费（图2）的折线图来看，能源消费量和GDP增长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1973年之前GDP的增长速度比较快，1974之后GDP的增长速度逐渐减小，在1988年到1990年这短暂的三年间，GDP较前几年增速变快，随后又降低。能源的消费量的增长趋势和GDP基本吻合，1974年之前的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1974年之后。GDP在1988年到1990年短暂的提速时，能源消费量增速也相应较前几年有所提高，随后能源消费速度逐渐降低，能源消费量和GDP一样，缓慢增加，甚至最近几年有所下降。

单位GDP能源消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可以将GDP和能源消耗综合得到单位GDP能耗，如图3所示。日本单位GDP能耗的走势与日本不同阶段能源政策的分析基本一致，由于需要从战争中恢复经济发展，日本在1973年之前大力鼓励能源的开发和消费，相关节能降耗的政策法规较少，能源进口量逐渐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随着对于能源需求的增加以及国内能源供应出现紧张情况，节能环保逐渐成为日本能源政策的重点方向，特别是鼓励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从而单位GDP的能耗也在逐渐降低。

（二）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情况

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和日本一致，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观察能源消费（图4）和经济增长（图5）的折线图，可以发现两者的形状基本一致，经济增长缓慢阶段能源消费量的增加速度也比较慢，GDP增速在2002年之后开始提高，相应的能源消耗速度也随之增加。

中国的单位GDP能源消耗折线图（图6）波动比较大，1960年至1967年间的单位GDP能耗在不断降低，可能的原因是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滞阶段，GDP的增长并不明显，能源开采和能源消耗不增反降。由于中国这段时期处于大跃进时期，经济发展情况不是很好，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节能降耗带来的。从1967年到1976年单位GDP能耗有着大幅增加，这是由于这段时期的能源消耗量出现了大幅增加。从1977年开始单位GDP能耗又出现了逐渐降低，并且降低幅度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所致，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小于比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从2002年开始情况有了略微的改变，即使单位GDP能耗依然在降低，但是降低速度正在逐年减小，从GDP折线图（图5）可以看到此时的中国经济增长依旧很快，但是能源消耗的折线图（图4）显示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较前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造成了单位GDP能耗降低速度减小的结果。

（三）中日能源政策和经济增长实证结果

本文选择MLE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和估计，搜集整理得到中日两国1960-2013年的相关数据，并对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到中国和日本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是显著存在的，资本、劳动力以及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能源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影响，因而在公式（2）加入两个政策变量：单位GDP能耗和环保虚拟变量，并得到公式（3），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能源消费对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系数估计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0），能源消费越多，经济越是能够取得增长。考虑能源政策的两个变量，单位GDP能耗的估计结果表明粗放型能源消费方式（单位GDP能耗高）并不能够使得经济增长，相反会抑制经济水平的发展（中日两国单位GDP能耗的估计结果均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两国环保政策的估计结果有所不同，对于中国来说，环保政策出台越多，力度越大，越对于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中国环保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但是，对于日本而言，环保措施似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其系数估计结果大于0，但是获得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四）中日能源政策和产业经济增长实证结果

能源消费在每个产业都存在明显差异，第二产业由于包含制造业、采矿业等能源需求量大的行业，其能源消费水平要比第一产业（农林牧渔）和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高得多；同时，能源政策的出台大部分针对的就是第二产业的相关企业部门，对于农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可能不如第二产业巨大。从表5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个国家，能源消费对于每一个产业的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国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加入能源政策变量后，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加入能源政策变量后，能源消费对于三个产业的影响在两国之间依然没有明显差异。从单位GDP能耗变量来看，和上文整体回归估计结果相似，单位GDP能耗越大，对于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这样的结果在三个产业中仍然稳健。但是，环保政策变量的估计结果在三个产业以及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别，第一产业的估计结果表明在中国环保政策的出台以及涉及到环保的能源制度的建设，对于第一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估计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0），然而这种影响却没有在日本得到验证（系数估计小于0，但是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表明环保政策在中国对于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系数估计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二产业涉及到能源消费需求巨大的行业，经济建设初期国家对于环保并没有足够重视，第二产业的相关行业一直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但是，随后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建设以及力度的加强，使得这种粗放型能源消费得到抑制，在没有获得既符合相关环保政策同时，至少和以往能源消费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持平的新型能源消费方式时，企业的成本会较之前有所提高，使得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和第一产业类似，这种负向影响并没有在日本得到验证。第三产业的估计结果显示节能政策变量对于中两国该产业的发展的影响都是负的（系数估计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小于0），但是环保政策变量都不显著。

五、结论

通过对中日两国能源政策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中日两国是一样的，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能源政策在中日两国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基本一致，节能政策的实证结果表明高耗能的能源利用方式并不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相反还会降低经济增长水平，环保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第二，具体到产业水平上，能源消费对于中日两国三大产业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能源政策在两国的三大产业上的具体体现并无很大不同，环保政策对日本第二产业的影响似乎并不显著，但是对于中国第二产业具有显著降低经济增长的作用，节能政策对于两国第二产业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在中日两国也不存在差异，第一产业的环保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两国完全相反，环保政策对于中国的第一产业是促进的，但是却降低了日本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

注释：

① 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范巧（2012）的计算方法和指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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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data of 1960-2013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to ve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ergy polic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nergy dependence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energy consumption has crucial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of China and Japan， but energy policies don′t show apparent distinction by exploring the real relationship among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energy policy；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