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佳

【摘要】：通过研习杨燕迪先生的《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興曲>作品29的个案研究》（下简称“杨文”）一文引发了笔者极大的兴趣。本文从音乐作品的角度入手分析它的审美诠释和文化诠释两部分。

【关键词】：杨燕迪;审美诠释;文化诠释

关于“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的界定，在笔者看来“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解读”中的三个关键点为：其一我们要将自己的理解与感性积累带入到我们对音乐作品的观察与聆听中，并发现自己的问题;其二，我们在展开自己思路的同时也要关注作曲家的“构思立意”;其三，对音乐作品意义的诠释是无穷尽的。在这里我没有将这三个关键点用首先、其次、最后连接起来，是想说明，这三者的关系并不是逐一递进的，而是相互交融的。正是在这三个关键点的基础上，构成了该理念最重要的两个部分——“诠释学分析”和“文化性解读”，在杨文中这两部分被分别做以阐述。

一、音乐作品的审美诠释

在“诠释学分析”这一部分中，笔者认为杨先生主要是针对“如何在分析中避免学院派过于强调‘形式分析的纯技术分析以及爱乐者的‘感受体验般的‘乐曲解说式的分析”这一动因所写的。而且在这一层中，杨先生的解说虽然偏向“形式——结构”层面，但是我们在阅读“诠释学分析”和“文化性解读”的时候，并不会感到这两部分之间有太大的隔阂。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诠释学分析”中，杨先生所用的语言并不是刻板、冰冷的技术语言，而是一种“诠释性”的语言，这种“诠释性”的语言，将自身主观体验乃至文化性的诠释赋予其中，既避免了冰冷的技术分析和只强调体验的乐曲解说分析，又为之后的“文化性诠释”做了铺垫。下引用杨文中的两段来说明“诠释学”的独特性，第一段引文是在描述组成主题旋律的“回音动机”的“内核细胞”时杨先生的阐释，第二段则是在描写乐曲中间部分的“奇招迭出”时所写的：

降E - D是整个A段音乐前行的驱动轴。也正是由于这个须臾不离的半音建构， 使整个A段的音乐具有独特的音响特质， 其性格尽管表面上欢愉，但骨子里却抹了一层阴影。似乎是肉体渴望飞舞， 但灵魂却在暗暗抽泣。

让人不安的是，音乐在和声上似乎总“找不到北”，回不了家。这段音乐具有明确的“抒情性”，按照常规，应该调性稳定，头两个小节（第35- 36小节）确乎在F 小调上（按：中段音乐总体来看，一直在F小调区域中，降A大调仅仅是经过性的）。但随后就开始“摇晃”和“震荡”—— F 小调（第35- 36小节）？ 降A大调（第37- 38小节） ？ C小调（第39- 40小节） ？ 降B小调（第41-42小节）？ 这不仅在技术上否决了常规， 而且在心理上造成“孤魂游荡”的悲楚感。

通过上面的文字我们就可以充分体会到，杨先生在“诠释学分析”这一部分中所做的努力，在解读中以作品的形式结构的细节分析为基础，用华丽的词语描写出自己对该作品的感受，以及在“诠释性”话语间所透露出的文化诠释，比如“其性格尽管表面上欢愉，但骨子里却抹了一层阴影，似乎是肉体渴望飞舞， 但灵魂却在暗暗抽泣。”这一阐述也与在“文化性解读”中对肖邦的阐述相呼应：“肖邦的这首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出， 一个具有深刻精神生活的艺术家， 在一个浮华瑰丽的（巴黎）贵族沙龙世界中， 表面上似乎快乐而潇洒， 但内心却隐隐怀着不安， 有时甚至爆发出具有悲剧性意义的情愫与狂想”。

“诠释学分析”这一部分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杨先生在论述中不局限于分析者和听者的感受、分析和诠释，更对演奏者的演奏予以指引，在文中表现为：

理解整个B段音乐， 最好是以柱式方式弹奏左手的和声——从中可以清晰看到， 肖邦的和声思维如何受到严格对位线条的控制， 其中所有的和声声部都呈现出良好的二度下行级进关系， 因此这里的关键是对位声部的线性进行， 而所有的单个和弦都是经过性的， 是严格的声部进行所产生的临时音响组合。

乐曲的中间部分（ C、D段）， 奇招迭出。C段音乐， 从表面上看， 无非是右手的长线条旋律加左手的柱式和声伴奏。但是， 左右手的乐句划分故意不一致， 造成令人迷惑的震荡（这里是对演奏者的左右手协调与踏板控制的严重考验）。

在杨先生第一段的论述中，直接点出了对于B段演奏的核心，也就是“和声走向”;第二段论述则直接说明了C段音乐的技术难点和处理要求，相信杨先生的论述，可以使演奏者的音乐处理更加明确和准确，而不再是通过翻看基本的《西方音乐史》或音乐赏析类的文章去揣测作者的意图和表达情感，去盲目的“表现”。

二、音乐作品的文化诠释

有了“诠释学分析”的铺垫和陈述，在之后的“文化性解读”中，杨先生把分析和解讀的视角拉大，将体裁、风格、生平、思想、历史、社会以及自身的人生体验一并放入，将落脚点放在作品的“内涵——意义”层面。从“作品的构思立意和艺术价值”、“作品的社会——意义层面”、“作品的精神启示”三个方面来进行文化性解读。同时，在论述作品的“文化性”时，也并没有放弃对“形式——结构”的论述。

例如，在杨先生解读的第一层面，也就是对作品的构思立意和艺术价值层面的解读时认为，肖邦《第一即兴曲》的构思立意即：“将‘即兴性的特殊性体裁规定与有机统一的古典性艺术要求相结合”，在之后的论述中，杨先生这样写道：

开始的旋律陈述极为潇洒干练， 完全没有刻意的“动机发展”意味， 似乎是钢琴家在乐器上直接摸弹出来， 给人以强烈的即兴感觉...但奇妙的是， 另一方面， 在这些“即兴性”的外表之下， 是肖邦非常精密而周到的乐音关系网布局和构思， 从而使整首作品具有非常完美的有机性统一结构， 在深层的音乐组织中满足了古典性的审美要求》…

在对作品构思立意的论述中，杨先生用实际的音乐结构证明了他所认为的该作品构思立意的合理性，并在他所认为的作品的构思立意的基础上，上升到了肖邦这首作品的艺术特征：也就是“肖邦的音乐表面上看似优雅漂亮而富于即兴感，但其深层内核却往往遵循严密的逻辑，具有古典的严正性”。

在“文化性解读”这一部分中，杨先生以作品的构思立意为核心参照点，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把作品放置于不同视角观察作品，使得对于作品文化性的解读更为深入。同时用“形式——结构”予以支撑，使得“文化性”的解读更为“合理”，同时也与“诠释学分析”予以呼应和交融。

小结：通过上述简要分析，我们能从论述中明确感受到“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两部分的高度融合。看似没有关系的两部分，但其实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不离不弃”的局面，也充分肯定了杨燕迪先生独特的思维模式，值得后人学习和反思。

参考文献：

[1]杨燕迪.《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兴曲>作品29的个案研究》[J].《艺苑·音乐版（季刊）》，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