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相梅 孔成刚

【摘要】：“流亡的书写者”这类张炜小说中常见的、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用生命来书写，用真正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以抽象的方式阐释了知识和自由的内涵，以及知识分子的尊严。

【关键词】：张炜;流亡;知识分子

熟悉张炜小说的人都知道，张炜是一个喜好写流亡者的作家。流亡，对他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很多时候是生活的常态。这里所说的流亡既有地域上的流亡，也有心靈上的流亡;流亡者既是思想上的流亡者，又是异乡的边缘人;既是丧失了家园的人，又是以四海为家的人。苏珊·桑塔格曾称本雅明的流亡是“以一种既充满激情又带有调侃的方式把自己放置在交叉路口”，张炜小说中所侧重关注的流亡的知识分子大多如此。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景，也是个隐喻的情景。为了舒缓这种漂泊的不安定感，他们大都选择了读书和书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流亡的书写者正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流亡和边缘是一种心态，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这种心态有着非常好的描述，即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流亡代表着身居边缘，不愿适应，不被纳入，不被收编，对特权、主流体制和权力机制有着先天性的疏离。流亡者大都有着典型的忧郁和不屈，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他们是身处特权、权力、归属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正是这种边缘化为他们提供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观察和认知社会的视角，并带来新的自由和生机。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的生涯中解放出来，从全无“居所”的焦虑和边缘感中得到些许短暂的舒缓。流浪的知识分子是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不依赖、因而不受制于他或她所附属的机构的知识分子。本文所论及的书写者是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用生命阐释了知识和自由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进行，而是真正的生命体验。张炜小说中的流亡者可以分为几类。

首先，宁伽、小白、庄周等自主的流亡者，他们是听从良知的召唤、独行而不移志的人。他们的“出走”不是由于社会或他人的逼迫，而常常是一种自我放逐，一种宏大抱负幻灭后或是为了某种乌托邦假想而远走他乡，也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无力或不合时宜被再度证明。他们秉承着“知识分子必须四处走动，必须有立足的空间并反驳权威”的信念，为穷人、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在自己的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反讽。这类流亡者是人文精神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坚定地相信知识分子代表着普遍的真理、良知、正义，应该为这些神圣的价值而呼喊、奋斗和干预社会。

《你在高原》系列里的宁伽就是这样的流亡者角色，书写和奔走是流淌在他血脉里的嗜好。也许就因为这个难以革除的“病根”，他“才有了那长长的奔走、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告别地质学，告别杂志社，告别城市，最后又不得不告别那片平原，重新回到这座蜂巢一样拥挤和喧嚣的街巷”，体验着“上班效应”给亲人带来的安慰，与周围的和谐与谅解。宁伽企图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做一个“常人”，但这种“失去自我”的状态没有持续多久，奔走的欲望和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匆匆奔走的欲望源于一种恐惧，“躲避一种喧闹和纷乱，一种可怕的磨损和追逐”。他牵挂着漆黑雷雨之夜里的流浪者，那些在山坳和莽原上奔波挣扎的人——庄周、小白、鼓额、老健们;他的心被遗忘、科技、物欲、权势等这些强大的“恶”势力所纠缠，常常搅得他警觉不安，以至于“我再不能像周围的人一样安居乐业。那些琐屑的、有滋有味的生活从此与我无干。”最终，宁伽又开始了“无边的游荡”，他关切着驼明、廖若、荷荷、帆帆等这些被欺凌的孩子和弱女，关心着农民老健、苇子们的安危，与纪及一起并肩作战，安慰善良不幸的庆连母子，惦念着四哥夫妇和即将沉陷的葡萄园……宁伽是真正的流亡者，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他边流浪边涂抹，“心中不断吟出的歌唱就是我灵魂的呼吸”，因为“我内心乞求的只是一种极其质朴的东西：友谊、爱情、劳动”。

其次，是那些以书写为生命的“边缘人”，从根本上说这类人是一种本真生存的执着者，而写作只是这种生存方式的突出行为与艺术样式。现在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爱德华笔下的“专业人士”，其书写与创作大多是“为稻粱谋”的工具，而对那些以书写为生命的人来说，创作是来源于生命的一种激情，是生命能量的一种释放方式;不间断的创作是他逃避现世生存苦悶的一种自我拯救，更是激情的一次次延续。《远山远河》这部小说中，张炜以其魔幻如梦游的文字，讲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即一个人与“笔”相依为命的故事——写作人面对文字时那种顶礼崇慕的身姿及疯魔颠倒的歌哭。在尚不富庶的年代，一个孩子疯魔般地沉迷于写作。面对童年伙伴的死亡、至亲母亲的早逝，少年的他毅然离家，流浪异乡。悲惨的境遇、物质的匮乏都没有阻止他狂痴的写作。所有的故事就在找纸、找题材、找人物的铺陈下汩汩展开……这些或卑微或悲惨的小人物，依靠写作，在那个年代中努力活出自己的尊严。

再次，为了抗拒遗忘，抗拒世俗风潮，抗拒物欲侵蚀的写作者。阿多诺曾说，“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书写，成为这些流亡者守卫自己精神家园的忠实伙伴。《海客谈瀛洲》中的肖筠每天伏案书写，记录着那本老林场的笔记，以此来缓解思念和对抗遗忘。“每天记下的，是一部被苦难和忧伤浸泡的记录、一部目击手记”，他用力透纸背的记录来宣泄自己内心深处压抑的情感。路雨、楚图、勒扬等人的悲惨遭遇都因了他的记录而被铭记。对肖筠来说，写作成为一种祭奠行为，他借助这种行为抗拒被遗忘的命运，既是集体的遗忘，也是个体的遗忘。《外省书》中的史珂是位“现代隐士”，在经历了政治与文化的残酷成人礼仪式，目睹了各种各样施虐与被虐的畸形事件，之后在西方又感受到深重的失落感，最终逃离本土中心文化秩序。他在海边茅屋中读书、写作，决意写出自己的《外省书》。因为身处“外省”，且“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可见，史珂的退居却不是单纯的撤退，而是在沉思默想生命的本质。这类知识分子选择了孤独地守望精神麦田，从个体出发去体察社会，从小我之中去反映人类大我，他们关注生命意义、意义重估等价值判断问题，在独立人格精神中完成对社会的批判，体现着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

最后，书写更是在绝望中救赎的希望，他们是“为创伤而写作者”。文学是人学，但这个“人”是需要界定的，即是每一个孤独的受苦的肉身存在。文学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渴望在场的肉身在者的忧心和关怀。它在属于个体的肉身存在的言说中救护无辜不幸者和犯罪的不幸者成为人。他们因为种种原因，突然被抛出在常人中安居乐业的状态而交给此在本己无家可归的个体化真实，面对无的深渊，面对难以承担的无中生有的天职，只有用写作来自我拯救。因为经历过粗暴和荒诞，他们能够更切身地体会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更容易发自内心地对践踏生命尊严的行径感到悲愤，他们不习惯于玩弄智性，只能为创伤而写作。《丑行与浪漫》中的蜜蜡是一个多情、多欲，屈从内心的欲望却又二十年矢志不渝地追求真情的女子。她一路流亡，一路书写。逃亡之路上，“一个注定了终身被放逐的女人，一个渴望复归而找不到复归之路的灵魂，一个永远被内心的焦灼折磨着的人，也只有借助写作来倾诉，也只有借助写作来完成自我肯定。” 不停写作，是蜜蜡在残酷的生存处境中心理挣扎的注脚，也是她坚守女性自主精神的有力支撑。书写，引领着蜜蜡在外界邪恶势力逼迫下不断下坠的灵魂一次次飞升。写作，成为治疗与拯救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季红真.众神的肖像[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9

[2]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M].华夏出版社，2007：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