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黄永玉，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土家族人。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的凤凰县城。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版画系主任。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的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的画作及木刻谋生。其独具风格的版画作品饮誉国内外。

黄永玉不仅在版画、国画、油画、漫画、雕塑方面均有高深造诣，而且还是位才情不俗的诗人和作家。他写的散文、游记既有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又充满智慧。

1924年8月9日，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几个月后，父母便将他带回凤凰，这个风景灵秀的湘西小镇曾被其表叔沈从文无数次用文字倾心描摹过，而它也成了黄永玉一生的印迹。父亲黄玉书与母亲杨光蕙都毕业于湖南省高师，是当时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黄玉书乐观豁达，温和得近于软弱；杨光蕙爽朗明快，刚强得近乎激烈。身为长子的黄永玉自认性格更像父亲，“不过激烈的时候又有点像母亲”。

1937年夏天，无力抚养儿子的黄玉书，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院工作的堂弟黄毓熙。这一次告别，不但成了与父亲的永诀——这对父子很快因战火失去了联系，1943年，黄玉书因病去世——也成了黄永玉后来漫长漂泊的起点。

少年黄永玉性格顽劣，绝不是一个好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集美两年，留了5次级，前后的同学就有几百人”。但是这里也为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规模很大，学校的图书馆有6层，这里是少年黄永玉的乐土。而酷爱阅读的习惯，也由此养成。

因为在一次集美学校学生与当地孩子的冲突中担当了“主力”，挨了处分，刚满15岁的黄永玉决定离开学校，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从福建山区小城德化的瓷器小作坊里的小工，到泉州战地服务团的美工，黄永玉学会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我进入社会之后，周围人一直对我很好，大概觉得这个孩子能吃苦，做人过得去。到哪里给人画像，剪个影，人家都喜欢我。”

那时的黄永玉依旧不改其顽劣本性，浑然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姿态。在泉州时，其住所旁有一座庙，庙里种着很多玉兰花，有一天，黄永玉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跟老和尚说话时，少年气盛的黄永玉一口一个“老子怎么样”。老和尚温和地问他：“你知道老子是谁吗？”少年眼睛一瞪：“老子就是我啊！”——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听他一口一个“老子”的老和尚，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这事后来被传了出去，成为笑谈。当“万荷堂”建好，黄永玉要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的时候，已经90多岁的吕正操打趣地说：“你年轻时喜欢称‘老子老子的，干脆就叫‘老子居吧！”

黄永玉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度过了抗战八年。在生活富足而安逸的今天，“流浪”这个词或多或少地被赋予了些浪漫而传奇的色彩，可是对少年黄永玉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流浪生活好痛苦的，不能多想它。”88岁的黄永玉似乎不忍去回首几十年前那个独立闯荡世界的自己。不过对那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也并不觉得苦，唯一的哲学就是“生存”。以至于某一年他看到学校的一对夫妻吵架，还诧异不已：“都有饭吃，还打什么？”

粗粝的生活铸造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也为日后那个令人叹服的黄永玉打磨了雏形：他在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辑。无师自通的木刻，风格鲜明而独特，不仅成了他赖以谋生的法宝，还赢得了行家里手的赞誉。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段艰难世事并没有成为投射于他日后成长道路的阴影，相反，诸多前辈对他这个闯荡大上海的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成了永驻心灵的一道温暖阳光。刚流浪到上海时的黄永玉名不见经传。每个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发表一幅木刻画才2～5元稿费。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岁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同一条街上，他激动万分，便带着十几幅木刻画去拜见臧克家。臧克家认真地翻看完了他的画，说自己非常喜欢，想替他送去发表，臧克家随即按照当时报刊的最高稿酬标准，付给他稿费。后来，那十几幅木刻画绝大部分都没能发表，但臧克家从没在他面前提过。

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那时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部门领导，黄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邮局，唐弢无论有多忙，都会立即放下手头的活，立即帮他处理稿费。唐弢还多次带着黄永玉在上海四处奔走，找到一些有钱人，然后让黄永玉替他们画像，好让他多挣一点钱。

中华木刻协会的负责人李桦是让他至今想起来仍很温暖的一个人。“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到吃饭都是有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还要付房租钱，负担很大。有一次李桦先生说：‘我请你看电影吧，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幻想曲》。我说：‘好啊。我们大概走了一二里地，到了有轨电车站，然后他问：‘你有钱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结果他说：‘好，那我们走吧。那要走多远呢？我们一直走到外滩，然后到南京路再拐弯还往里走，一直走到大光明戏院。原来他身上只有一个人的车票钱了。可是即使那样，他还来关心我……”

解放后，黄永玉与李桦又成了同事。“这么好的一个先生，天真又纯洁，对他人像小孩子一样信任。”黄永玉记得，每到星期天，李桦就把自己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做一张大桌子，然后给全国做木刻年轻人回信。“就像以前给我写回信一样，每个周末都是这样，不是几天、几年，是几十年。”

那时候，身边的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来还感喟不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干净纯洁，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和他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距离。那时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还有萧乾……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辈，都花时间为我的生活帮忙。现在这些对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样的感情对待别人。再说经历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社会把我养大的。小时候人家对我这么好，长大了怎么能对别人不好？”

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黄永玉的雄强，除家乡传统影响外，也与他独特经历有关。童年时代漂滩钻洞，打架逃学，待到外出谋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种种折腾，养就了他不畏艰险，遇事沉稳，宠辱不惊的气概。

逍遥万荷堂

一张长长的工作台摆在偌大的画室中央，88岁的黄永玉左手拿着他那标志性的大烟斗，右手握着毛笔，不疾不缓地在台子上的宣纸上看似随意地抹上几笔。却见寥寥数笔之后，几只神态各异的猫便跃然纸上。画上的这些猫都是他的宠物，每一只他都叫得上名字。

画室很静，只有他偶尔“吧嗒吧嗒”用力吸烟斗的声音。外面，几只大狼狗在院子里追逐嬉闹，一见主人出来，个个争着伸过脑袋蹭来蹭去，直到被主人亲昵地拍了几下才肯心满意足地离开。黄永玉曾笑言，当初就是为了这些体形庞大的外国狗，才托朋友在京郊买块地盖几间房，没想到越盖越大，这儿也舍不得，那儿再添一间，就成了现在这个占地6亩的大院落。黄永玉在院子里围了一个大水池，种上了他喜欢的荷花，其住所也取名“万荷堂”。

“万荷堂”鹤立鸡群地矗立在小村庄里，简直成了远近闻名的一处名胜，加之黄永玉的名气，经常会遭遇各种不速之客。那些外表凶悍的大狗们便派上了用场。老人笑着讲了一件趣事：“有一次来了一个人坐下不走，拿了大纸给我，让我给他画画。我说：‘你走不走，不走？好。我两只狗就在那儿，这两只狗是受过训练的。你就坐着，不要起来，不要摸，这样你会很安全。如果你一动，它就对你不起了。然后我走了，到了后堂。两个小时后，我处理完事过来，看见那个人果然坐在那一动不动。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我要屙尿。我说：‘屙尿好啊！我就让工人拿上纸，把他送出大门。从此他再也没出现过。”

平素若没有客人来访，黄永玉一天的时间安排基本上很规律：上午写小说，下午画画。那部名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自传体小说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浩大工程”，最初发表在湖南长沙的《芙蓉》杂志上，写了20多万字，还在他的4岁徘徊。二楼卧室的书桌上，放着一撂厚厚的稿纸，旁边是一支颇有时代印迹的墨水笔。黄永玉戏称自己“所有电器只会用手电筒”，所以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也还都是用这种传统方式，真的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黄永玉刚刚完成今年5月刊的部分，已经开始写7月的那期。“现在还没写到西安事变呢！”他说。

黄永玉最不喜欢别人提及一些诸如“意义”“理想”之类的形而上的问题。当被问到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些对湘西的自然风景以及乡土世俗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是否如一些评论所言，要完成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进史架构的小说”，黄永玉当即毫不犹豫地摆摆手：“我没有那些很大的理想，我就是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表达出来；也没有为一种什么‘伟大的意义去尝试，没有。写出来，朋友喜欢，就开心了。”写作方式也随心所欲，他说：“我连提纲都没有，写到哪儿就是哪儿，我就是用这种办法试试看。”

万荷堂是黄永玉平生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他亲自设计的建筑格局以及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等等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非同一般的艺术品位。傲然展蕊的荷花显得分外高洁清逸，不仅超凡脱俗、临风亭立的仙骨神韵给他以美感上的享受，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性，更成为他逆境中启迪心智的精神支撑。黄永玉一有闲暇就去荷塘赏荷，从用心灵捕捉到用画笔描绘，仅速写就画了八千多张。荷花的千般姿态被他描摹殆尽，荷花的万种风情被他展现无遗，蕴涵了他无限的情思。

别梦依稀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是必定会被提及的一个人物。其实早在黄永玉出生之前，沈从文便走出了湘西。直到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才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情谊，直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艺术家的“永玉”，寄望他永远光泽透明。

沈从文与黄永玉，是湘西小城凤凰引以为豪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想起这一插曲，黄永玉大笑起来。虽然出自同一地域，但两人性格又截然不同。“他这种性格在凤凰来讲比较少，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我是比较典型的湘西人，从小靠拳头打天下。”

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黄永玉后来写下了很多关于沈从文的文字，这两个相差22岁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轨迹也映照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后来也一度成为黄永玉来往最密切的朋友。闯荡上海时，他们都还籍籍无名。彼时同为穷教书匠的黄永玉与汪曾祺便时常找在中兴轮船公司工作的黄裳打发时光。黄永玉后来写了一篇《黄裳浅识》的文章，用他一贯的幽默回忆了这段时光。“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永玉比汪曾祺小4岁，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总是令汪曾祺惊奇。黄永玉回忆汪曾祺时曾这样说：“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而汪曾祺对黄永玉的木刻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他早在1951年就写下这样的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这个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的评价，也显示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眼光。汪曾祺对黄永玉发自内心地赞美：“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忆，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的源泉。”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我的朋友死了，我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一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记忆里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点也不伤感。”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李菁）

黄永玉写过一本书，书名是“比我老的老头”。在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书中，他用风趣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这些群星般闪亮的名字辉映了中国20世纪中后叶至21世纪的文化天空。能在年轻时就与这些人相交，黄永玉是幸运的，而能看到他追忆这些风流人物的文字，我们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