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1921年，林海音随着父母迁居到北京，她的童年就在古城北京度过，这里的一物一景都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上，成为她的另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当林海音回到台湾后，那份浓浓的思乡情让她对北京难以忘怀，《城南旧事》也就应运而生了。正如作者说的那样：“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有地位，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是京片子，还办《国语日报》。他们家高朋满座，多是能言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一口含混的普通话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地道，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1974年起，我们带了4个女儿定居在香港。11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去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我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于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除小鸟与青蛙之外，最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异，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座。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节选自《青铜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