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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中殖民推进对原生生命链的毁坏

2016-05-30林春洋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路易斯印第安人痕迹

林春洋

摘 要:从后殖民生态视角解读《痕迹》,可以看出殖民者借美洲为荒野之说及为上帝祛除邪恶之名夺取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将印第安人他者化为野蛮印第安人加以驱逐、迫害。殖民者推行的现代工、农业生产方式毁坏了土地——原生植被——野生动物——印第安人原生生命链,置印第安民族于濒临灭绝的境地。印第安人的悲惨境遇说明生态议题与种族、政治议题的密切关联。

关键词:路易斯·厄德里克;《痕迹》;后殖民生态批评;动物;印第安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6)05-0057-05

路易斯· 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 1954-)是当代著名的美国印第安女作家,其作品因蕴含深刻的种族意识和自觉的生态关怀而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痕迹》(Tracks,1988)是继《爱药》(Love Medicine,1984)后厄德里克推出的又一部深受欢迎的两部小说,也是“最富有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 [1]70 《痕迹》的背景是美国政府实施“道斯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1887)后的20世纪初,小说的两位叙事者纳娜普什和宝琳讲述了齐佩瓦印第安人土地沦陷,原本和谐的生存环境被毁坏,部落失去家园的故事。本文尝试从后殖民生态视角解读厄德里克的《痕迹》,分析白人殖民者如何借助荒野之说和上帝的名义等殖民话语夺取土地所有权,破坏原生植被——野生动

物——印第安人的生命链,驱逐和他者化印第安人,最终实现内部殖民的事实,揭示白人殖民者推进的现代农业和工商业经济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对立,以及殖民推进进程给印第安人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一、夺取土地所有权

长期以来,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开来,把人置于自然的对立面上,自然,尤其是以荒野形式存在的土地是人们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当白人殖民者踏上美洲时,这片新大陆成为他们心目中的黑森林,处处隐藏着不安和危险,他们迫切想征服、驯化这片蛮荒之地,希望能从这里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且这里的土著居民是未开化的野蛮人,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并未在肥沃的土地上耕种,他们认为:“应该从不懂耕作的土著人手里拿回土地,只有耕种者才配得上拥有土地,通过耕种让土地增值。”[2]60于是殖民者以荒野和野蛮人有待基督教文明的驯化和洗礼为借口,征服只存在于殖民想像中无人使用的荒野,瓜分征占土著人的土地,驱逐印第安人,希望在美洲建立属于白人的 “人间伊甸园”。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和格罗夫(Richard Grove)都明确指出:“欧洲殖民史的成功是生物性的,或者说,是生态性的。”[3] 7 将自然环境纳入帝国殖民让我们看清自然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也是殖民扩张的受害者,而被殖民者不仅是帝国殖民的被压迫者,也是环境破坏的受害者。白人在美洲的殖民开发给当地印第安人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毁坏,这在厄德里克的小说《痕迹》中得以充分揭示。《痕迹》讲述的是“道斯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1887)实施后齐佩瓦印第安人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故事,该法案将归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分配给个人,分配后剩余的土地则由政府拍卖给了白人,自此以后,居留地大片肥沃的土地易主白人。透过小说的叙事者纳娜普什(Nanapush)的眼睛,我们见证了居留地和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灾难:土地受伤,森林被毁,动物遭捕杀,土地上的印第安人遭到驱赶,部落濒临灭绝。小说的开头纳娜普什向弗勒(Fleur)的女儿露露(Lulu)讲述了20世纪初印第安人因为被迫部落迁徙和感染白人带来的天花麻疹给部落带来的灾难:“冬雪来临之际,我们部落的人开始死去,就如這纷纷扬扬的大雪……我们战胜了南方的天

花……可是,祸从天降……政府铺天盖地的条款、文件逼得我们背井离乡、无家可归。我们的族人死无丧身之地……安尼施纳比的大地埋葬了你的先人。然而,大地是深厚的,我们民族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4]1

印第安人拥有与白人截然不同的土地观,他们视土地为母亲,人类必须与大母亲和谐相处,神圣的大地是不可侵占和买卖的,耕地是对大地母亲的亵渎,耕翻土地意味着冒渎神秘力量,而在殖民者看来,这一思想无疑是蒙昧愚蠢的,阻碍农业化进程。白人在北美大陆肆无忌惮地掠夺、砍伐、垦耕、围建、修筑、捕杀、开采,美国的“荒野”在一点点缩小。截至目前,留给印第安人的居留地只有55 700 000英亩,仅占美国总领土面积的2.3%。[5]49白人所谓的文明进程和经济发展模式致使印第安人流离失所,他们因大地母亲被撕裂陷入绝望、无奈,“美丽的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再也不拥有她,我们只是使用土地。”[6]61

在早期的使用暴力形式侵占土地结束后,白人调整了统治策略,利用欺骗、金钱引诱等系统蚕食政策最终使得白人“合法”地接手了土地。殖民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这也意味着印第安人从此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根基,而接下来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重商主义的泛滥使得居留地和大自然饱受重创,陷入被改造,甚至破坏的境地。

哈根认为: “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仅仅包括土地财产和保护土地拥有权的法律,还包括基于归属概念的、或多或少对一个地方想像层面和/或者情感层面的拥有。”[7]82其实,白人殖民者只在物质层面占有土地,他们对土地只有拥有和利益的考量,缺乏人对于自然的心灵体验和情感的参与,并没有建立与土地的归属感。而欧洲人长期保持的文明与生态的二元对立观念使得夺取土地后的白人殖民者继续用人本主义和所谓科学理性来阐述和强化人对自然的权威,造成人与土地的疏离,这正是导致北美和谐的生态圈在白人到来后短短几百年里持续发生恶化的原因。

二、原生植被的破坏

在白人到来之前,北美大陆原本资源极端富饶,物种十分丰富。当17世纪白人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这里简直就是动物的天堂,茂密的森林资源为当地野生动物和印第安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印第安人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也没有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损害。但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动植物资源遭到了疯狂的破坏,首先遭殃的是美洲的森林。在夺取土地后,殖民者迅速着手开发北美大陆原始生态森林,大量锯木加工厂开始了疯狂砍伐,这些被砍伐的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出用以金属冶炼、铁路路基、桥梁和城市建设。《痕迹》的背景是道斯法案实施后的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正在大兴铁路、肆意毁林、白人殖民者分割印第安保留区,强买土地,对居留地土地、森林资源密集开发,目的是把像齐佩瓦这样的原始部落纳入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模式的进程中。纳娜普什讲述了白人疯狂砍伐森林的情景,伐木工带着马车队伍驶入马齐马尼图湖畔的原始森林进行砍伐,一辆辆马车满载着砍倒的大树驶出了森林。“我听见呻吟声、皲裂声,感到了树撞到大地时地面的颤抖。一棵橡树倒下了,我疲软无力成了一个老头,一棵又一棵没有了,到处都是缺口和空地。”[4] 9 由于齐佩瓦人信奉大地是人类的母亲, 认为森林树木与人的精神相通,所以当树倒下去时,纳娜普什也顿感瘫软,衰弱如老头。小说中厄德里克把殖民者砍伐林木的情节描写得如同一场血淋淋的屠杀,其实这也正是当时美国将森林开发和利用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后大肆毁林的一个缩影,在殖民开发的进程中,美洲大陆数以千万棵生长了千百年的树木纷纷倒下,成为推动殖民化工业进程的基石。

居留地周围林立的锯木厂和迅速延伸的铁路吞噬了森林,当地原生动物的栖息地遭到巨大破坏,种群数量迅速减少,“我们注意到在树上栖息的鸟类数量大幅减少,猫头鹰、画眉和松鸡被迫迁到弗勒屋外的草地上筑巢,兔子被驱赶到空地的边缘,松鼠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争夺地盘。”[4]206亲历大地母亲被撕得四分五裂,居留地人与其他生灵和睦共处的家园迅速消失,纳娜普什感伤道:“……我经历过失去自己骨肉的打击,现在又体味没有了土地,无家可归的滋味。”[4]187殖民者对森林的破坏长达200多年,森林的毁坏所造成的环境隐患危及的不仅是动物种群,对于世代生活于此的印第安人来说更是意味着灭顶之灾。在道斯分配法案的执行过程中,弗勒分得了靠近马齐马尼图湖的160英亩森林,这块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的土地令白人资本家们垂涎欲滴。但迫于美国政府制定的强制性搬迁政策,弗勒最终丧失了土地,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此外,我们看到小说中的纳娜普什、伊莱、尼科特、玛格丽特为缴纳土地税奔波劳累,生活困顿不堪。

在《痕迹》中殖民者推行的工业化进程尽管宣称推进了居留地经济模式的改变,但却导致森林植被严重被毁,给印第安人乃至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带来留下巨大隐患。白人毁林分地,推行资本主义农业、商业管理方式促进了部落自然经济和社会的解体,可殖民者的所谓文明模式没有给印第安人带来好处,相反,侵占土地、毁坏森林切断了动物和印第安人的生活来源,印第安人对新的经济模式的无所适从而陷入边缘化的生存危机。可见,美洲的殖民进程和工商业、现代农业经济的推进破坏当地的原生生态系统和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三、捕杀野生动物

在西方文明中,动物、动物性对立于人性,被建构成彰显人类光辉的他者。[8]130 对于动物资源的掠夺是殖民历史的重要篇章,殖民活动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动物王国的自然开拓”[9]26,其本质在于征服,殖民者通过对殖民地动物的大肆捕杀不仅可以攫取巨大商业利润,还可以彰显帝国实力,震慑原住民的反抗。

踏上美洲的白人殖民者完全把动物置于人的對立面上,除了谋利和娱乐为目的的捕杀,居留地周边白人现代化屠宰场的建立加速了动物种类和数量的骤减。厄德里克在《痕迹》中描写了屠宰场的恐怖场景:“这些在屠宰场工作的男人们每天大概要切碎大约一千具动物的尸体,也许有一半是阉割过的牛,还有一半是猪 、羊、还有鹿、麋鹿和熊。这里还没有提到鸡,多得无法计算。”[4]13 厄德里克通过这些描写谴责了人对动物的暴行,抨击了殖民者视动物为没有语言和意识的机器、理应受人类操纵的狩猎文化。事实上,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美洲大陆在白人到来的200年里大量动物物种被迅速捕杀殆尽。

正如蒂芬所言,西方殖民活动和盘剥不仅对土著居民,而且对动物和当地生态造成毁灭性影响。西进扩张史不仅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也是美洲野生动物的苦难史。《痕迹》中的纳娜普什带着无限的感伤谈到经过白人洗礼的居留地经历的巨大环境变迁:“我的孩子,我所目睹的历史变迁、时光荏苒,是你永远也无法想像的。曾几何时,我率领我的部落指挥最后一次水牛狩猎。我亲眼目睹了我们土地上最后一只熊饮弹呜呼。也是我捕到了大草原上最后一只山狸。”[4]2从娜娜普什的这段话中,居留地生物物种遭遇的重创可见一斑。纳娜普什特意提到亲眼目睹最后一只熊被杀。熊是久古时代蛮荒生活的一个缩影,象征着顽强不曲、无法征服,但小说中的这只熊,在闯进弗勒正在生产的房间,帮助难产的弗勒产生孩子后,却被宝琳枪中射出的铅弹击中。在印第安文化中,熊是神物,代表荒野精神和神秘力量的最后一只熊的射杀象征着北美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物种在白人生态扩张和工业资本主义夹击下在劫难逃的厄运。

在白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依赖大自然的赐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白人利益驱动下的砍伐森林和捕杀野生动物造成物种的骤减甚至灭绝,切断了印第安人的生命链,他们再也不能保持自然经济,按照狩猎和采集等传统方式生活了。19世纪后半叶开始,印第安人面临命运的抉择,他们要么迁人居留地依靠白人救助过活,要么适应历史的变革,离开故土踏入白人社会,学会现代社会的求生之道。

四、他者化印第安人

哈根和蒂芬指出:“种族主义与物种主义具有密切联系,源于同样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欧洲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基于种族主义之上,人类则在物种主义的驱动下歧视和迫害非人类物种。”[8]131 在殖民者眼里,低等种族类似于动物甚至等同于动物,因为愚昧和远离文明,低等种族的命运只能是等待优等民族的“文明”和“开化”。“因此他们的家园等同于‘未被使用的‘空白之地,欧洲人可冠冕堂皇地开发、占有。”[8]132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殖民者掠夺土地、打压印第安人的理由,白人认为印第安人是劣等种族,生来就不具有创造和掌握文明的能力, 只能接受白人的文明教化。因此,一踏上美洲大陆,白人就将印第安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在两者二元对立关系中,白人始终处于权力和话语的中心, 印第安人被刻画为蒙昧、肮脏的野蛮人,是文明人的对立面,是原始自然的一部分,理应受到驱逐和教化。

在《痕迹》中,以种族和文化优越自居的白人以武器和诱骗等方式开始对他们眼中野蛮、肮脏、原始的印第安人实行驱逐和文明教化,印第安人的土地资源被占领,一座座印第安村落被夷为平地,大片玉米地被焚毁,印第安人失去了故土。 此外,基督教也成为推进殖民、残酷地剥削印第安人的精神武器。“持基督教中心主义的白人指责印第安人懒惰,不按上帝旨意耕作土地获取财富,甚至以印第安人是野蛮人、异教徒、魔鬼撒旦的子孙为由,残酷迫害印第安人”。[10]79在厄德里克的小说中,齐佩瓦印第安社区被形形色色的基督教社团包围,白人传教士深入部落传教,他们视齐佩瓦自然宗教为邪教,希望通过宗教渗透把印第安人变成信仰基督教的文明人。《痕迹》讲述了宝琳因痴迷天主教迷失自我,变成疯女人的故事,揭示了白人宗教对印第安社会的残害。小说中另一位印第安女性弗勒·皮拉杰也没有获得想要的生活,屠宰场打工时,她被白人男性轮奸,最后返回居留地惨淡地生活。

在《痕迹》中,我们看到当代印第安人尽管努力融入白人社会,但仍然没有摆脱被他者化,被边缘化的处境。美国环境哲学家柯廷提出的 “环境种族主义”( Environmental Racism) 认为: “种族与环境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联系,对于其中一方的压迫与对于另一方的压迫相互联系,相互支持。”[11]145 由此可见,主流社会在生存环境问题上对于经济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化群体始终存有歧视和压迫。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琼和小亨利等原住民被殖民者逐出家园后,踏上白人社会依然面临困境,甚至覆灭的深层根源。

五、结语

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认为“殖民者的扩张往往首先表现为生态扩张”。[12]170 借助后殖民生态理论分析《痕迹》,我们看到白人殖民者在美洲大陆殖民扩张的成功得益于他们推行的生态扩张,即殖民者有意识地异化他者化印第安人,从而实现他们对印第安人进行统治的合法性,继而夺取他们的土地,毁坏由当地原生植被——野生动物——印第安人构成的生态系统乃至文化系统,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白人打着文明开化美洲的幌子,在印第安人对土地、主权、疆土等观念还处于朦胧状态时,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来完成他们对环境的支配地位,这是比暴力抢劫更具隐蔽性的盗窃行为。印第安人的悲剧揭示环境议题与种族议题的密切关联。厄德里克借助文学创作为主流话语中的印第安人大声疾呼,强调要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实现人类社会与地球生态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做到人与人之间、两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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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ostcolonial-ecocri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Louise Erdrichs Love Medicine and Tracks, revealing how the white settlers gain ownership of land by claiming America as wilderness and expel the Indians by naming them savages. The white settlers moder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y ruins the local land - native vegetation - wild animals - Indians life chain and puts the Indians into endangered situation. The Indians miserable conditions manifest ecological issue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a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Key words: Louise Erdrich;Tracks; postcolonial-ecocriticism; animals; Indians

责任编辑 徐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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