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为维护劳动者权益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共中央要求，“切实保障职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职业技能培训”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劳动者权益奠定基础。“职业技能培训”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职业技能培训”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着多种模式，进而为他们的劳动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职业技能培训；劳动者素质；和谐劳动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要求，切实保障职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加强对职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职工参加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提高职工文化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意见》中也要求，“积极开展对所联系群众的知识技能培训，促进能力素质提高。”

一、“职业技能培训”：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劳动者权益奠定基础

（一）“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为保障和发展劳动者权益奠定了基础。劳动者要有效地维护、保障、发展自身权益，不在于恩赐，而在于自身，在于自身素质。人力资本权威舒尔茨说，“既无技术又无知识的人是完全无依无靠的人。”劳动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最根本的是提高自己的素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教育、培训。没有接受过教育而投入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仅是自然人力，而经过教育的劳动力才是人力资本。教育包括两方面，其一，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劳动法律方面知识。使其能掌握认识、分析社会及自身的科学方法，能对社会及自身有全面、科学的认识，拥有维护自身的法律知识，能依法维护自身。其二，职业技能知识。使其能身怀一技之长，能在劳动力竞争中处于优势，能获得较高报酬、较好条件的劳动岗位。

许多事例和数据说明，受教育程度、技术水平与就业、收入强相关。现实中，一方面许多工人找不到工作，另方面许多企业招不到工，就是结构问题，缺少技术人才。“民工荒”的实质是“技工荒”。收入也是如此，浙江省总工会对“在岗低收入群体”作过调查，其中，结论之一是收入与文化程度紧密相关。文化程度越高，低收入职工比例越低。结论之二是，收入水平与技能水平紧密相关，技能水平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低收入职工比例越低。如在识字不多的人群中低收入占38.10%，在小学文化群体中低收入占30.62%，在初中文化群体中低收入占25.50%，在高中文化群體中低收入占19.98%，在中专文化群体中低收入占19.22%，在大专文化群体中低收入占13.33%，在大学群体中低收入占11.79%。

正如马克思说，“个人的充分发展......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①。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自己拥有的唯一资本，“对于自由工人来说，劳动能力表现为他的财产”。②它是劳动者个人增强就业竞争能力，增加就业选择机会，提高工资收入、福利保险待遇的唯一根据。

（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了劳动者技能，进而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企业效益，为实现劳动者权益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劳动者权益的实现需要物质基础，比如，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就要支付教育费用，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成本。劳动关系总是在一定状态上运行，在某种状态上的运行需要某种支出、某种成本，这是静态的成本分析；从某种状态向更好状态改变，就是劳动关系运行的改善，这是动态的成本分析。所以，企业的一定效率，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是改善劳动者权益、劳动关系的经济、物质基础；当然，改善劳动者权益、劳动关系的支出是一种投资，它将会带来效率，所以劳动者权益、劳动关系的改善是提高企业效率、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维持、改善劳动者权益、劳动关系需要支出的成本包括隐性和显性的社会成本和企业成本。

二、“职业技能培训”：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

（一）在民营企业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否是为老板更有效地剥削工人创造了条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劳动关系的性质。

对劳动关系性质的理解，以不同的意识形态，以企业管理、劳动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基础，主要有三种理论体系：

其一，“劳资一体论”或“劳资伙伴论”。这一理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分布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由这两者形成的劳动关系，是一种昨日的劳动者（资本家）与今日的劳动者（工薪者），彼此结成的伙伴关系。计划经济劳动关系理论也是“一体论”，认为都是革命的同志，只是分工的不同。

其二，“劳资对立、冲突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理论，认为劳动关系的实质是阶级与阶级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是一种利益不同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或对立关系”。在劳动过程中，管理的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等仅仅是工人“身上锁链的放松”，并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剥夺者”，才能取得解放。

其三，“劳资互利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关系主体双方，一方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管理者，另一方是劳动力所有者，所以，在同一关系中各自有着各自的权利利益，各自追求各自的权利利益，有着不可避免的矛盾，有时甚至是根本的矛盾。但在劳动关系这一统一体中，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生产效率，而且各自权利利益的有效实现要以生产效率为基础；同时，只有当主体双方意识、承认各自不同的权利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协商、协调，才能极大地提高生产率，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各自的权利利益。

劳动关系“劳资对立、冲突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理论。显然，我们应该对中国私营企业的劳动关系性质的认识应该重新定位，应该抛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劳资关系定位理念。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劳动者素质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也推动了劳动关系的新的发展，同时，又互相促进发展和提高。

在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提高基础上，企业管理模式发生变化，由此导致劳资关系运行方式演进， 这一演进又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一变化的内容可比较如下：

（三）显然，劳动关系新的变化迫切需要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素质，稳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职业技能培训”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着多种模式，进而为他们的劳动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德国儿童六岁开始入学上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时候，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偏好、学习能力等进行三个方向的分流：第一类是文理学校（约40%）学制是五年级至十二或十三年级；第二类是实用学校（约35%），学制是五年级至十一年级；第三类是职业预科（约25%），学制是五年级至九年级。文理学校的学生以进入综合性大学为目标；实用中学的学生以进入高等的职业院校和科技型大学为目标；职业预科的学生以直接就业为目标。这三个方向虽然有级别高低之分，但学生可以平行流动，学习过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表现调换级别。这一教育体制基本保证了职业教育生源结构的均衡。“双元制”模式以企业为主体，即学生一方面在学校接受理论课程的培养，一方面在企业以学徒身份接受实践技能的培训，职业学校只起辅助作用，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和技能训练，提前接触到企业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强调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培养目标为专业技术工人。在德国报考职业学校，要先被制造企业接受为学徒。这一模式充分实现了学校与企业、理论与实训的整合，在德国中等职业教育领域所占的比例超过80%。

再如，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模式。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主要承担实体是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但实际上学员80%的时間是在工作现场进行工作本位学习，只有20%的时间是在学院进行学校本位学习。在技术与继续教育模式中，学徒的培训项目和依据标准是澳大利亚全国统一的资格框架和该资格框架下的培训包，培训机构以这两个标准来对学徒进行培训和开设课程，并按培训合同规定的要求达到职业和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使学徒在培训学习结束后获得全国认可资格证书。澳大利亚教育体系将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视为两类平行的系统以及建立了国家统一的证书、文凭、学位框架，使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还有，日本的企业职业教育模式。日本企业职业教育在企业与雇佣员工签订的工作合同的框架内实施，教学目标指向是有关的技术后备力量的培养，教学形式包括在该企业内严格组织的课堂教学与车间教学，教学内容直接与该企业相应工作岗位的生产过程和技术装备紧密相关。日本还有一项更具特色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技能士”培养模式。这是为在工业领域的生产一线上掌握实践技术的职业训练指导员所进行的研究生层次教育而设计的，主要由日本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研究科培养。“职业技能士”既是一种职业资格，也是职业训练指导员进行研究生层次教育的一种途径，是日本特色的高级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显然，不论是中国本土现实的要求，还是发达国家的发展都说明，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63页。

③日.万成博等著《产业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