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杰

【摘要】产业集群体系是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核心力量，其存在的优势体现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关系类型的社会资本和低成本劳动力之间的一种融合，但是该社会资本具有非正式制度的关系特征，在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的状况下可能会对地方产业的升级造成阻碍，文章尝试从我国地方產业集群升级困境中的社会制度障碍因素展开分析，探讨企业网络中升级的制度途径，由此将其作为具体的措施来寻找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行得通的制度路径。

【关键词】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制度解析；社会资本

一、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中的社会制度障碍因素

（一）产业结构低级化锁定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因素

由于初始要素资源需要专项技术、管理和企业制度三方面的差异性影响，我国在内生型企业网络中开始呈现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模式的产业集群，即传统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集群形式。该种选择由于产业或者产品生产链能够拆分和简化特征，以及在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受到传统资本融资渠道的阻碍，严重制约了其自身交易范围和交易深度。就数量来看，我国很多地区的产品生产量都在全球顶尖行列，但是部分地区的产业集群在分工中还处在单纯的加工制造过程中。根据横向的分工角度可知，集群内部的产品差异性很低，产品的差异性很小，由此会出现同质化恶性竞争的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根据纵向分工来看，我国地方产业集群集中在市场销售上和供应分工上，缺少研究和开发设计的过程，同时也缺少下游的市场营销和服务环节，缺少品牌文化建设和经营环节的拓展。因此我国产业结构仍然处在国际价值链中分工体系的低端，且该种趋势可能会长时间存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集群生产过程的分工过于简单，技术门槛过低，使得同质化现象严重。竞争力主要通过价格体现，导致很多生产企业的受到同质化竞争的影响开始实施价格战，利用低廉的价格开启恶性竞争循环状态。

2、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层次化、多元化的特点，但是其中缺少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知识密集产业过度的动力因素，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创新，导致产业集群无法提升自我开发能力，提升生产系统网络的性能。

3、由于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形成一种“制度锁定”的模式，因此产业集群向虚拟组织、战略联盟企业网络前进中，由于缺少制度支撑导致价值链展开受阻。内部缺少创新，外部无法整合创新能力的版块，由此造成集群处在低级产业结构和价值链中，无法获取先进性竞争优势。

（二）关系型信任锁定

就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来看，经济主体行动和联系的本质在于其整体的逻辑和原则上存在差异，因此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部落会集中在一起，其内在资源和吸收外部资源的能力是不同的，能力的差异性的决定企业发展的特定性，软资源和硬资源的获取性和企业系统的匹配性等意味着资源载体和资源之间关系的一种亲密关系，在关系网络之中的资源类型可将其看作是系统层面的一种资源，其具有不完全转移的特征，同时也是企业维持经济优势和保持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我国浙江省“块状经济”产业集群开始发展的时候面临着“正式规则”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完善市场交易和治理体系的金融体系。期间，传统文化中包含的血缘、亲缘、地缘等作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关系型的信任在固定的范围内演变成一种替代性的机制，降低了企业和企业的交易成本花销，利用半封闭的关系网络和集体惩罚的机制来实施压力，降低社会非道德行为的产生，由此构建起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一种资产网络体系，由此对分散的私人资本进行整合，将“小企业，大产业”、“小商品，大市场”的生产模式集合起来。就非一体化纵向分工的视角来看，网络内部从事于产品生产链和价值链的环节在独自的生产设备和资产投入中都是生产链形成的必要环节，由此形成固定资产和生产设备在生产体系内部形成一种专项“锁定”模式，该种形式基于网络组织环境成为一种相对平衡且相互联系的专用资产锁定状态。换句话说，基于该网络的任何一家独立经营的小型企业都不能利用自身和对方交易的单边垄断实施“敲竹杠”，不具备机会主义行为能力，由此将单边垄断的模式转变成双边或者多边的一种垄断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缓解由于投资不足出现的博弈均衡状况。相反来看，以上意味着可能不会有一个独立的企业能够控制或者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主动创新和激励机制的作用力被降低。一定程度来看，关系型的信任机制属于一种隐性社会资本，兴起于浙江地区，由此帮助了该地经济进步，属于一种内在社会制度因素。但是关系型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网络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就产业集群企业网络发展的早期来看，关系型信任机制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不过随着企业网络面对产业升级或者技术升级步伐的加快，却成为重要阻碍。关系型的信任在进入社会关系网络的时候是社会制度层面的一个范围，其具有依赖性的路径特征，且该种关系社会资本如果和社会经济体中的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物质资本相结合的话，将会成为企业经济租金的核心竞争因素，受到系统组织能力和强化能力的作用形成一种“产业结构锁定”模式。关系型信任只能存在于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当中，由于其天然封闭性和排他性的限制阻碍了外部信息、外部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涌入，导致模仿战略成为集群企业的最好举措。该种锁定分割效应在政府上表现出来的地区经济保护主义、行政区域划分锁定、经济区域分割等主要特征，除此之外，外部信息和技术创新等受到“连环锁定”的阻碍，形成内部僵化，资源的进入渠道受阻。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外部复杂环境的加剧，加之竞争环境快速、动态和柔性变化，企业网络需要具备强大的技术能力、信息能力、研发能力、设计能力和营销能力等，但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关系型信任体系依赖性很强的产业集群其面临很多无弹性的制度阻碍，因此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作用力被显著降低，最后可能会朝向“制度锁定”的方向。

二、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中制度建构的初步思索

企业网络构建的外部特点及其升级都会受到社会制度结构和社会信任、信用体系等因素的制约。我们无法否认各种要素资源的结构差异、技术能力差异、政府导向等对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产业集群升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社会信任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正相关于企业网络现实层面的升级和路径，是否能够从原始的家庭信任、关系信任转变成公共信任和人格信任等的制度类型信任模式，将隐性社会资本显性化直接决定了社会经济体制中企业网络升级或者进一步发展的整体脉络。

信任是被物质和人力资源决定的一种决定国民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资本类型，信任表面主要是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继承，其本质是市场机制提供的一种重复交易的博弈机制造成的最终结果。在长时间的重复博弈条件下，出于对时间、效率和成本的多重考虑，遵守信用是市场机制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但目前就浅层次上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中倾向于家庭信任和关系信任能够展现出低水平的信任，由此呈现出乡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契约文化发生断层造成的一种冲突。就深层次而言，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本参与缺少，加之市场交易机制不够发达，参与主体缺乏，由此限制了市场博弈机制的作用发挥，甚至对其进化博弈的有效运行造成阻碍。市场机制缺位或者不完善的社会表现呈现出信任程度较低的社会文化，或者有限的关系型信任、地域性信任和机构参与度低的一种社会文化。市场机制很完善的社会表现出高信任的一种社会文化，或者可以说是制度型信任中包含了自觉遵守承诺、遵循契约精神、机构参与度高的社会文化。

因此，推进全面、有效的市场机制，将社会关系网络机制嵌入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机制向法治契约机制嵌入市场经济化的社会制度转变，积极提升市场交易行为中的制度型信用水平，引导社会各类机构主体和资本参与信用交易，实施有利于市场交易重复博弈的措施，是提升社会信用、带动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关键。

首先，科学的市场机制是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后盾保障。市场机制存在的作用在于能够提供长期且相对稳定的交易市场，能够为重复博弈提供规则，为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重复博弈机制的开展提供有力帮助，为产业资本进入和退出提供公允的场所，促进渠道对接的有效性和便捷性。

其次，豐富的参与主体和交易内容规范是化解产业集群升级障碍的有效途径。在支持区块产业发展的同时，由于结构低级化锁定、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关系型信任锁定等体系障碍，外部社会资本进入的难度较大。随着不同交易目的的参与主体加入，能够加快制度型信用领域交易模式的完善和创新，弥补关系型信任区域性的局限，逐步推动产业资本与信用产业化发展。

最后，适度的竞争政策和完善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市场交易行为中重复博弈机制的拓展，有助于拓展博弈范围，促进制度型信任的成功建立。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是市场交易博弈过程中的制定和操控者，也是过程参与者，政府在社会信任网络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基础地位和中心地位。如果政府将自身定位在利益集团或者公共利益的功能会出现内部冲突的情况，导致政府行为过程中的制度信任受到质疑和挑战。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在实质上造成了市场重复交易博弈运行机制的阻碍和损坏，导致制度信任中产生“可信承诺”与“可信威胁”信号同时显示的状况，导致二者和信号甄别分离机制无法自我完成，由此造成市场重复博弈的交易机制无法制造出受到全社会信任的一种体系，由此体现出我国政府必须将实施“宪政”作为根本目标，为市场博弈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姜文杰，张玉荣.制度资本、关系资本对集群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J].管理学报，2013，11：1641-1647.

[2]冯德连.全球价值链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综述与趋势[J].铜陵学院学报，2013，06：9-13.

[3]马中东.区域治理模式与产业集群升级困境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2014，04：130-134.

[4]陈雪梅，陈雯雯，余俊波.政策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及可行性[J].商业研究，2013，01：53-60.

[5]陈晓峰，邢建国.集群内外耦合治理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基于家纺产业集群的例证[J].当代财经，2013，01：102-110.

[6]邢夫敏.FDI主导型产业集群特征与本土企业产业升级对策——基于苏州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的经验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02：79-83.

[7]胡大立.我国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诱因及其突围[J].现代经济探讨，2013，02：23-26+36.

[8]金利霞，李郇，张虹鸥.广东清远市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成长动力机制[J].热带地理，2013，03：314-323.

[9]卢万青，罗清洋.中国产业集群升级的困境与对策——基于中国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01：38-42.

[10]李佳佳，傅建祥，丁云.中原农业区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升级困境分析——以庞村镇钢制办公家具产业集群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440-444.

[11]曾丽萍.基于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视角的产业集群升级困境及对策探讨[J].企业活力，2012，07：15-19.

[12]刘晓丽.GVC条件下“俘获型”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J].经营与管理，2012，11：89-91.

[13]李亚林.基于区域品牌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升级路径及对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12：79-83.

[14]姚春序，朱亚梅.焦点企业网络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01：55-60.

[15]马中东，韩晔，梁树广.DMI框架下的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升级实证研究[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1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