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我的兄长大我6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1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可能有自由。我祈祷他起码再活10年，不病不瘫地再活10年。我不奢望上苍赐他更长久的生命。

冒雨为我买回蛋糕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那一年，我病了一大场，发高烧，母亲后来是这么说的。我却只记得这样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外边下着瓢泼大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到。当年十来岁的哥哥，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

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向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时间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

母亲说：“你可真死心眼儿，有长白糕就买长白糕，何必多跑两家铺子非买到蛋糕不可呢？”他说：“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还说，母亲给他的钱，买三块蛋糕是不够的，买两块还剩下几分钱，他自作主张，也为我买了两块酥糖。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摔破皮了，正滴着血。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糖时，我连最后一块糖也嚼在嘴里了。

相伴走向人生终点

后来，我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亲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情况……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住在精神病院的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1997年母亲去世前，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算来，我竟二十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即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聊天。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接着，哥哥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什么事？”“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他始终记着。听他的话，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我心又是一疼。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視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惶恐，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