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璐晶

“全球的关联性表明，今天的世界是连在一起的，你一定面临全世界的挑战，同样全世界是向你开放的。每个人找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朱民

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再到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的履历可谓闪闪发光。

3月20日下午，清华五道口全球名师大讲堂座无虚席，很多人站在教室后方和两侧过道聆听了朱民带来的《关于充满挑战的新世界》的精彩演讲。

作为在国际金融组织任职的中国高管，朱民总是备受关注，但无论是面对国际还是国内媒体，朱民都非常低调。他只愿意谈论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国际金融方面的话题，而不愿意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他本人身上。

朱民对经济危机之后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有怎样的见解？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又有怎样的期许？

“地震之后，地下深层结构也改变了”

经济危机后的新世界是什么样子？

朱民用了一个比喻，危机就像一场地震，地震过后，除了表面的地表现象发生了变化，地底下的深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全球经济金融深层次结构的变化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更加联动使得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在加强，流动性紧张产生的市场波动都在不断地扩大，全球经济丢失了10%的GDP总量，也严重拉低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朱民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比潜在增长水平低1.5%，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则比潜在增长水平低1%。

他介绍，总体来看，发达国家GDP增速每发生1%的下降，就会带动发展中国家0.4%的下降。而发展中国家GDP增速每发生1%的下降，也会带动发达国家0.2%的下降。

朱民分享了经济危机后全球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四个新现象。

其一，贸易增长速度放慢，贸易增长速度通常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一倍，在金融危机之前大概也要超出50%到60%。但2008年到2013年，这期间全球第一次贸易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贸易会如此急剧地下跌？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世界经济学家正在研究的热点。

其二，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速度也在急剧下降。金融危机以前，全球FDI占整个GDP的比重约5%，危机以后，2013年，全球的FDI只占到全球GDP的2.8%左右。一方面全球化在加速推进，全球化基本的标志是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现在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在下降，贸易流和资本流也在下降，与此同时因为IT信息技术，资金流动的速度加大，所以全球的关联度、互动度大大加强。这个两元悖论的实质是，实体意义上的全球化在下降，虚拟意义上的关联度在上升，而虚拟的关联度产生了比实体的贸易和资本流更大的金融和GDP的冲击。这是今天全球经济金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元悖论，也是所有的宏观管理者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其三，在货币政策方面，各国都面临两难处境，各国都在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但该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用正逐渐减小。这不能说是货币政策的失效，需要探讨的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有效。在经济增长太弱的情况下，总需求不足，还需要继续用宽松货币政策来支持总需求的刺激，但是只有总需求的政策没有供给方面的政策来做结构改变的话，这个总需求的政策不可持久。

“所以美联储为什么要退出货币宽松政策？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其货币宽松的边际效应已经很低了，而且他知道如果他的总供给的政策不改，很难实现他的既定目标。”朱民说，“这就需要在实施货币政策的同时，特别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的重要性。”

其四，一个巨大的困惑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今天科技创新层出不穷，但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全世界的劳动生产率，美国、英国、中国，包括以高科技创新闻名的以色列，在过去三年的劳动力增长率水平为零，这是今天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悖论，一个很大的争论。朱民指出，目前的GDP计算方法没法测出高科技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尤其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测算。要更改GDP的侧重，也是现在世界经济学家们面对的复杂难题。

“你在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的实力最重要”

在结束了上述演讲之后，应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吴晓灵院长之邀，朱民匆匆转场赶到学院为这里的博士生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学贯中西、放眼全球”的职业生涯规划小型讲座。

无论朱民本人如何低调，对于他为什么会成功的追问一直都在。

有一个小故事体现了朱民几十年来对本专业的深入钻研。上世纪90年代，朱民从美国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国内有很多机构、部门请他去讲课。

讲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宏观经济到世界经济甚至到农业领域。年轻的朱民无法回绝邀请他讲课的人，于是只能够自己补习农业知识，梳理逻辑后去讲课，居然还获得了不错的评价。但这之后，他决定不做“万金油”似的经济学家，而只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国际金融这一专业领域，并且一干就是20年。

在清华五道口全球名师大讲堂的讲座中，朱民一再告诉年轻人，“你在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的实力最重要” 。

“全球的关联性表明，今天的世界是连在一起的，你一定面临全世界的挑战，同样全世界是向你开放的。”朱民说，“每个人找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从不会刻意地回忆起过去，但朱民是77级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他的身上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烙印，比如坚持、刻苦和永不放弃的信念。

1977年12月，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据记载，1977年报考人数最终达到570多万，录取人数27.297万人，录取率仅为4.8%。

在早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朱民曾经回忆起他当工人时的情景。16岁初中毕业后成绩很好的他被分配到工厂去当扛大包的装卸工人，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在白天满头大汗的扛大包后，晚上回家他还要拉一会儿小提琴，保持内心的追求和平静。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和逆境中永不放弃的决心让他坚持在那个看似没有未来的10年里一直读书和学习。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当年12月，570多万应考者涌进考场。这中间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是靠着平时的积累和学习是绝不可能靠一个月的补习就在这场残酷的考试中脱颖而出。结果，朱民以数学满分、英语几乎满分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后来又走出国门，开启了全然不同的人生。

一位参加了这次小型讲座的博士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个令他非常受到触动的细节。一位博士向朱民提问如何才能像他一样成功时，朱民几次打断她，告诉她，在座的所有人都会比他更成功，不能以他为目标，而是要超越他，要有这个自信。

朱民一再表示年轻人要树立目标，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5年、10年规划，但如果有愿望一定要是一个真真切切为之不断努力的真实愿望，而不只是想想而已，要付诸实践。

朱民表示，在IMF的工作让他得以与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博士共事，这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活力的思想中心，所有人的专业和敬业，也令他非常享受这个工作的过程。朱民鼓励新一代的年轻人重视自己的专业技能，重视交流合作，更多地走出国门，到国际组织中去，不断地锻炼和提升自己。